作者：劉夢熊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香港廣大巿民熱切希望北京治港路線能夠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與基本法賦予港人的自由和權利之間取得平衡；並與維護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之間取得平衡。倘若如此，香港的一國兩製便能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行穩致遠，為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作出獨特貢獻。然而，事與願違，在「一左二窄」思維影響下，治港路綫沿著泛國家安全化的極端方向越走越遠。尤其是最近，涉港工作負責人、一些港府高官及少數建制派學者大肆渲染所謂「軟對抗」概念，揚言要對之「堅決鬥爭」云云，令相當部分香港同胞擔心動轍踩著「危害國家安全」的「地雷」，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由此對一國兩制前景信心大降。有識之士更是憂心如焚！
首先從「對抗」這個概念講起：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在1957年2月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說過：「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由此思路引申，大家不妨看看前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最近給「軟對抗」涵蓋面下的定義：「軟對抗」的方式包括「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醜化、潛移默化、隱喻、造謠、指桑罵槐、散播不實資訊、明褒暗贬、誤傳、陰謀論。」幾乎無所不包，無遠弗屆！這項詮釋發布後，眾多香港市民第一反應是：是否要在香港發動「文革」？是否要在多元、包容的社會四面樹敵？是否在香港搞「階級鬥爭為綱」 一套？是否要將「一國兩制」蛻變為「一國一制」？
眾所皆知，被定調為「十年浩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1965年冬由「文痞」姚文元在上海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的，這篇文章正是指责《海瑞罷官》用「含沙射影」手法為在1959年蘆山會議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的彭德懐元帥翻案。由於《海瑞罷官》劇本的作者吳晗是北京市副巿長，順藤摸瓜之下，1966年春又追蹤到吳晗與北京市文教書記鄧拓、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在《北京日報》和《前綫》雜誌分別有《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扎記》專欄，抓住其中「偉大的空話」等只言片語，又攻擊鄧、吳、廖三人是「諷刺」、「醜化」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遂將三人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接著揪「黑後台」，把北京巿委第一書記彭真打倒；到1967年初，因中共第四號人物陶鋳以前所著書中有「太陽也有黑子」之句，結果被當成是以「隱喻」、「暗示」手法「惡毒攻擊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的罪證之一，將其打倒，迫害至死⋯⋯看看香港某些人對所謂「軟對抗」方式的定調，回顧「十年浩刼」的「文字獄」紅色恐怖，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毫無疑問，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但是，《港區國安法》本身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有明確定義，就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共四種，其中並無所謂「軟對抗」罪；另外，香港自行立法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所列出的七宗罪，亦無所謂「軟對抗」罪；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乃至香港97回歸以來歷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香港問題的釋法，更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軟對抗」罪的概念或字眼！不單如此，《基本法》也特別明確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由此可見，極左路綫的奉行者大肆渲染所謂「軟對抗」，鼓吹「堅決鬥爭」，只會令「階級鬥爭為綱」在香港借屍還魂，「紅線任他劃，龍門任他搬」，實際剝奪港人言論、新聞、出版自由，造成萬馬齊瘖氛圍，讓文革歷史悲劇重演。請問在這種反「軟對抗」政治運動困擾東方之珠狀况下，國際金融利益持份者、國際貿易經營者、國際航運大客戶誰還會來香港投資？渲染「軟對抗」，「以階級鬥争為綱」，最終必然葬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金融安全以至政權安全造成致命威脅，成為顛覆性歷史錯誤。望中南海決策者三思！
(作者為榮休全國政協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中華時報》致力於為大家提供客觀中立、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和多元客觀的新聞報道。 本文觀點純屬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中華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