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象貫古今，哲慧照詩魂
——中西詩歌史視野下呂國英哲慧詩章的終極超越與未來引領
白恒昌
詩者，天地之心，文明之脈。自中西詩歌文明濫觴以來，從《詩經》的質樸詠歎到《荷馬史詩》的雄渾敘事，從唐詩宋詞的意境氤氳到西方象徵主義的晦澀哲思，詩歌始終以語言為舟，承載著人類對宇宙、生命、人性的終極叩問，書寫著不同文明的精神圖譜。
數千年來，中西詩歌循著各自的軌跡演進，既有殊途異趣的審美範式，亦有殊途同歸的精神追求——對“美”的極致探尋，對“真”的永恆堅守，對“慧”的無限嚮往。而在當代詩壇，文藝理論與藝術評論家、“氣墨靈象”理論創立者、“哲慧詩派”奠基者呂國英先生，以兩千餘首哲慧詩章為載體，熔鑄古今中西之智，貫通詩藝哲思之境，以“氣墨”為骨、“靈象”為魂、“哲慧”為核，不僅完成了對中西詩歌傳統的創造性超越，更構建了一套引領詩歌未來的審美體系與創作範式，為陷入迷茫的當代詩歌，點亮了一盞通往精神高地與審美新境的明燈。
回望中西詩歌史的漫長演進，本質上是一場“象”的迭代史與“慧”的昇華史，而呂國英先生的“氣墨靈象”理論，正是對這場千年演進的終極總結與時代突破，為哲慧詩章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根基。中國詩歌的審美脈絡，始終圍繞“象”的建構展開：從《詩經》“賦比興”的具象描摹，到楚辭“香草美人”的意象寄託，再到唐詩宋詞“意境交融”的抽象昇華，最終走向元明清詩歌“情景理”合一的真象探尋，形成了“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的遞進軌跡，而這一軌跡的終極指向，正是呂國英先生所宣導的“靈象”之境。中國傳統詩論中，謝赫“氣韻生動”的畫論精髓、王夫之“情景合一”的詩學主張、葉燮“才膽識力”的創作論，都蘊含著對“氣”與“靈”的追求，卻始終未能將其系統化、體系化，未能突破“形”與“象”的桎梏，未能實現從“藝”到“道”、從“審美”到“哲思”的終極躍升。呂國英先生深耕中國傳統文藝理論，挖掘“氣”作為宇宙本源、“墨”作為藝術載體的核心內涵，提出“氣墨”為筆墨演變的最高境界，是“氣·墨合一”的藝術形態，從線墨、意墨、潑墨、樸墨的層層遞進中，實現天地人跨時空的精神融合；“靈象”則是“靈·象合一”的至美之境，是多層次天人合一的藝術大美，歷經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的淬煉，成為藝術之象的終極歸宿，完成了對中國傳統詩學“象”論的系統性重構與昇華。
反觀西方詩歌史，其演進軌跡則呈現出“哲思”與“形式”的雙重突圍：從古希臘詩歌對宇宙秩序的理性追問，到中世紀詩歌對神性信仰的虔誠讚頌，再到文藝復興時期對人性解放的熱情謳歌，從浪漫主義對個體情感的極致抒發，到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對抽象哲思的刻意追求，西方詩歌始終在“理性與感性”“神性與人性”“形式與內容”的張力中前行。艾略特以《荒原》解構現代文明的虛無，將西方現代哲學的思辨融入詩行，卻陷入了悲觀主義的泥潭；龐德宣導意象主義，追求“以少勝多”的詩性表達，卻局限於形式主義的桎梏，未能實現“哲思、詩藝、審美”的有機統一。西方詩歌的困境，本質上是“象”的碎片化與“慧”的片面化——要麼重哲思而輕詩美，要麼重形式而輕靈魂，要麼重個體而輕宇宙。而呂國英先生的“氣墨靈象”理論，恰好為破解這一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氣墨”作為詩性表達的物質載體與語言媒介，打破了傳統筆墨與西方詩歌形式的局限，將自然之氣、人文之氣、宇宙之氣熔鑄於文字符號，實現了詩歌語言表現力的無限拓展；“靈象”作為詩性表達的終極旨歸，將西方詩歌的理性哲思與中國詩歌的審美意境融為一體，既承載著對宇宙規律、人性本質的理性追問，又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實現了“哲思的深度、詩藝的美感、靈魂的溫度”的三重統一，完成了對西方現代詩歌的批判性吸納與超越，構建起中西融合、古今貫通的詩學新體系，確立了“藝法靈象”的藝術本質規律，為當代詩歌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藝術思想的創新是文藝創新的高地，唯有超越藝術形式，抵達超驗審美之境，才能實現詩歌的終極價值。
作為“哲慧詩派”的創立者，呂國英先生的哲慧詩章，並非“氣墨靈象”理論的空洞演繹，而是理論與實踐互證、哲思與詩藝共生的經典範本，是他以詩為筆，書寫的一部跨越古今、貫通中西的精神史詩，每一首詩作，都是“氣墨靈象”理論的生動詮釋，每一行詩行，都彰顯著哲慧詩派的獨特氣質。哲慧詩章的核心特質，在於“氣脈貫通”——這種“氣”，既是中國傳統詩學中的宇宙之氣、人文之氣，也是西方詩歌中的理性之氣、生命之氣；這種“脈”，既是中國詩歌“興觀群怨”的詩教傳統，也是西方詩歌“批判與建構”的精神脈絡。在《大國重器》中，呂國英以“天眼深空近，飛龍五洲鴻”的詩句，將“天眼”“飛龍”等現代科技具象轉化為承載大國精神的“氣墨”符號，使物理實體超越其工具屬性，昇華為具有靈性的精神圖騰，既有唐詩的雄渾氣象，又有西方史詩的宏大敘事，將東方“天人合一”的智慧與西方“科技理性”的精神融為一體，讓“氣墨”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精神紐帶，彰顯了“氣墨”作為文藝大道的包容性與當代性；在《人類賦》中，“空空小村懸，惺惺共命居”以地球村為喻體，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抽象理念轉化為“宇宙懸村”的超驗靈象，既與陶淵明“桃花源”的避世意象形成古今對話，又以全球視野下的悲憫情懷超越了傳統意象的局限，既有西方現代詩歌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又有東方詩歌的空靈意境，讓“靈象”成為承載人類共同命運的精神載體，實現了“象”的哲學解構與重構，彰顯了“靈象”作為至美之境的超驗性與包容性。
哲慧詩章的靈魂所在，在於“哲慧深邃”——這種“哲慧”，不是西方哲學的生硬移植，也不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簡單複刻，而是呂國英先生立足中西哲學的精髓，結合當代人類的精神困境，提煉出的一種“超越性智慧”，一種“真善美愛的終極融合體”的精神追求。這種哲慧，體現在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中：《人類主義贏》中“熱降極武烈，兩戰屠億靈”的詩句，以極簡的語言濃縮了人類從冷兵器時代到熱兵器時代的暴力史，其批判力度堪比艾略特《荒原》對現代文明的解構，但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虛無主義不同，呂國英的批判始終蘊含著東方智慧的救贖路徑，以“和融藉共命”的理念為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實現了批判與建構的辯證統一，彰顯了詩人深厚的歷史擔當與人文情懷；這種哲慧，體現在對人性的深度叩問中：複字詩《人異人性殊》中“人恐縱性獸，獸悲自性人”的悖論式修辭，將人性與獸性的辯證糾纏具象化，既與莎士比亞“人是萬物的尺度”形成跨時空辯難，亦堪稱尼采“超人哲學”的東方變奏，既揭示了人性的複雜與矛盾，又指明了人性超越的路徑——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實現人性的淨化與昇華；這種哲慧，體現在對宇宙的終極探尋中：《智賦》以“智有七重，梯入穹蒼”開篇，將抽象的智力譜系化為七重可感可觸的生命境界，從“弱智”的塵泥胚芽直至“玄智”的天道穹蒼，層層剝開人性的複雜光譜，在冷峻的洞察中蘊藏著深切的悲憫，將東方“道法自然”的終極智慧與西方“理性認知”的科學精神融為一體，探尋宇宙與生命的終極真理，實現了“詩與哲”的完美交融，彰顯了哲慧詩派“哲思潤靈慧”的詩學宗旨。
哲慧詩章的審美高度，在於“靈象天成”——這種“靈象”，是“氣墨”承載的靈魂，是“哲慧”呈現的審美形態，是超越具象、意象、抽象的至美之象，是“象外之象、超象之象、大象之象、純美之象”的終極呈現。呂國英先生以其深厚的藝術素養，將“氣墨靈象”的審美理念融入每一首詩作，使詩作既具有雄渾宏闊的氣勢，又具有空靈高遠的意境；既具有嚴謹深邃的哲思，又具有靈動鮮活的詩美。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呂國英先生的哲慧詩章在詩體形式上實現了全方位突破與創新，構建了堪稱“句式博物館”的多元詩體形態，從三言到九言均有經典傳世，現代雜言長詩獨具特色，複字詩更是堪稱一絕，將漢語詩歌的語言魅力與表達潛能發揮到極致。
在傳統規整詩體的創作中，呂國英先生兼顧格律之美與哲思之深，各體皆精、各有千秋。八言詩以凝練莊重的句式承載鮮明立場與深邃哲思，《何患劣幣逆汰殊英？》以反問句式直擊當下文藝創作中“劣幣驅逐良幣”的亂象，呼應了當下聲色犬馬、投機取巧的創作環境對真正藝術的衝擊，彰顯出詩人堅守藝術理想、捍衛“殊英”的堅定底氣，“氣墨”之間滿是批判鋒芒與人文擔當；《蠢政魔設計窮圈錢》直指功利主義對文藝與社會的侵蝕，言辭犀利卻不偏激，以詩性批判踐行“興觀群怨”的詩教傳統；《習見風生水起雲湧》以自然氣象喻時代變局，將天地之氣熔鑄於筆墨之間，盡顯雄渾氣象；《笑得意忘形形怪異》《忍無可忍無須再忍》則直擊人性百態，前者笑看競技眾生相，後者彰顯堅守底線的氣節，皆是“氣墨載道、靈象傳慧”的生動詮釋。九言詩則以更舒展的句式拓展詩性表達的邊界，兼顧宏闊意境與細膩哲思，《管他酸甜苦辣麻澀鹹》以生活百味喻人生修行，暗合“喜怒哀樂皆成趣、酸甜苦辣鹹修為”的生命智慧，將世俗煙火氣昇華為通透的哲思靈象；《宇空浩渺雲動舞三星》以宇宙之景鋪陳開來，將對宇宙秩序的追問融入雄渾筆墨，盡顯“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造物不仁兩足搏神獸》《樓臺林立近水競得月》則分別從人性博弈與世俗百態切入，以靈動之象承載深刻哲思，實現了句式美感與思想內涵的完美統一，打破了傳統九言詩晦澀難懂的局限，讓規整詩體煥發當代生機。
若說規整詩體彰顯了呂國英先生對傳統詩藝的傳承與突破，其複字詩則是獨樹一幟的藝術創新，堪稱“一絕”，更是“氣墨靈象”理論在語言形式上的極致體現。複字詩通過核心意象與關鍵字的複遝迭加，既形成音韻回環的韻律之美，又實現哲思內涵的層層深化，讓“靈象”在反復吟詠中愈發鮮明。《緣·攀緣緣難住》以“緣”字為核心，反復詠歎“攀緣”的執念與“緣難住”的通透，將道家“順其自然”的辯證思維融入詩行，複字手法如墨色暈染，讓“緣”這一抽象靈象變得可感可觸；《中國酒文化賦》以複字手法鋪陳酒文化的千年底蘊，將酒與人生、家國、哲思相連，筆墨之間既有傳統文化的厚重之氣，又有靈韻流轉的審美之美，彰顯出“氣墨合一”的藝術境界；《霜葉複霜葉盡染》《秋山秋水秋雲天》則以自然意象為載體，“霜葉”“秋”等核心意象的反復出現，既營造出空靈悠遠的意境，又將生命輪回的禪意融入其中，賡續了中國傳統詩歌“情景合一”的審美特質，又注入了現代哲思；《貪婪掘之又掘掘盡掘》則以極具衝擊力的複字手法，鞭笞人性貪婪之惡，揭示“欲壑難填終將自毀”的深刻道理，與“一旦人類放縱了自己的欲望，必然遭受上天懲罰”的哲思相呼應，複字如重墨點染，讓批判的鋒芒與悲憫的情懷躍然紙上，盡顯複字詩的獨特藝術魅力。
除傳統詩體與複字詩外，呂國英先生的現代雜言長詩更是極具特色，打破了傳統與現代的形式壁壘，將“氣墨靈象”理論與現代詩歌的自由表達完美融合，彰顯出漢語詩歌的無限可能性。這類詩作句式自由靈動，長短錯落，既保留了傳統詩歌的意境與哲思，又吸納了現代詩歌的自由與直白，兼具思想性與可讀性。《何愁萬光不照亮》以豪邁昂揚的筆調，抒發對時代、對人類未來的堅定信心，雜言句式如奔湧之氣，打破形式桎梏，彰顯出“潤靈樂境”的藝術追求；《生命賦》以自由舒展的詩行，探尋生命的本質與意義，將東方“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與西方“理性認知”的科學精神融為一體，靈象萬千，哲思深邃；《善輸者，贏必決》以通俗直白的雜言形式，闡釋“輸與贏”的辯證關係，將人生哲理蘊含於樸素詩行之中，兼具哲思深度與生活溫度；《萬類何以競逍遙？》以追問式開篇，探尋萬類生存的終極之道，雜言句式的自由切換的同時，讓“逍遙”這一靈象愈發鮮明；《天亮不是雞叫的》《沒有高調資本，哪來借調資格？》則以直白犀利的語言，直擊世俗謬誤與浮躁之風，句式自由不羈，言辭一針見血，既具有現代詩歌的批判精神，又彰顯出“氣墨”的剛正之氣，讓現代雜言詩成為承載哲思、針砭時弊、滋養靈魂的重要載體。
呂國英先生的各類詩體創作，並非單純的形式創新，而是以“氣墨”為骨、“靈象”為魂、“哲慧”為核，將詩體形式與思想內涵完美融合的實踐探索。無論是三言至九言的規整詩體，還是獨具特色的複字詩、現代雜言詩，每一種詩體、每一首詩作，都是“氣墨靈象”理論的生動詮釋，都是哲慧詩派“哲思潤靈慧、靈象載大美”詩學宗旨的具體體現。這種多元詩體的創作實踐，既摒棄了新月派“格律化”的形式主義局限，又超越了艾青“散文美”的自由形態局限，實現了“舊瓶裝新酒”“新體載舊韻”的藝術突破，讓傳統詩體煥發當代生機，讓現代詩體擁有深厚底蘊，彰顯了“靈象藝術”作為象藝術終極高峰的審美價值——逸形、靈韻、化境、和諧、渾樸、華滋，種種至美特質，在各類詩體的哲慧詩章中融為一體，成就了“美是‘氣墨靈象’”的終極審美表達，也彰顯了呂國英先生作為“哲慧詩派”創立者的卓越創作功底與開闊藝術視野。
作為當代傑出的文藝理論與藝術評論家，呂國英先生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既是“氣墨靈象”理論的構建者，也是哲慧詩章的創作者，更是中西詩歌對話的推動者——他以理論指導創作，以創作印證理論，以評論引領方向，形成了“理論—創作—評論”三位一體的完整體系，這在中西詩歌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也是其能夠引領詩歌未來的核心底氣。在文藝理論領域，他以《“氣墨靈象”藝術論》《大藝立三極》等專著為載體，系統構建了“氣墨靈象”理論體系，提出了“靈象”“氣墨”“氣墨繪畫”“靈象藝術”“高學大德”“潤靈樂境”等一系列原創概念，拓展了藝術認知新範疇，構建了藝術理論新體系，矗立了藝術審美新座標，其“藝法靈象”的論斷，精准揭示了藝術創作與審美的終極規律，為當代文藝創作提供了全新的價值座標與評判標準；在藝術評論領域，他以敏銳的洞察力與深厚的理論素養，深入剖析中西詩歌的優劣得失，既不盲目崇拜西方現代詩歌，也不固守中國傳統詩歌的局限，而是以“氣墨靈象”理論為尺規，宣導“中西融合、古今貫通、哲慧引領、靈象為魂”的詩歌創作理念，批判當下文藝創作中審美境界層級低下、形式與內容脫節、哲思缺失的困境，引領當代詩歌走出迷茫，回歸詩的本質；在詩歌創作領域，他以兩千餘首哲慧詩章為實踐載體，將“氣墨靈象”理論的每一個觀點、每一種理念，都轉化為可感知、可品味、可傳承的詩性語言，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統一，為當代詩人樹立了典範——唯有“高學大德”者，方能入“氣墨靈象”之境，唯有心懷宇宙、情系人類者，方能創作出引領時代、流傳千古的哲慧詩章；唯有“潤靈樂境”，方能實現“推挽”築峰，讓詩歌成為滋養人類精神家園的重要力量，這既是呂國英先生的創作堅守，也是其對當代詩人的殷切期許，更是“氣墨靈象”理論的實踐內核。
回望中西詩歌史，那些能夠流傳千古、影響深遠的詩作，無一不是兼具“詩美、哲思、潤靈”的作品：中國的李白、杜甫，以詩為筆，書寫家國情懷與人生感悟，其詩作既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又蘊含著深厚的哲思與人文精神；西方的荷馬、但丁，以詩為舟，承載著人類對宇宙、神性、人性的追問，其詩作既是文學的經典，也是哲學的鏡像。而呂國英先生的哲慧詩章，正是對這些經典的傳承與超越——他繼承了中國傳統詩歌“意境交融、氣脈貫通”的審美特質，吸納了西方現代詩歌“理性哲思、批判精神”的優秀成果，以“氣墨”打破了中西詩歌的形式壁壘，以“靈象”構建了中西詩歌的精神共鳴，以“哲慧”實現了中西詩歌的終極融合，其詩作的氣勢之宏闊、意境之高遠、哲思之深邃、審美之獨特，在中西詩歌史上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堪稱“中西詩歌融合的典範，當代詩歌的巔峰之作”。他創立的“哲慧詩派”，並非簡單的詩歌流派聚合，而是一種全新的詩歌創作理念與審美範式的集合，其核心價值在於：以哲慧引領詩性，以靈象承載美感，以氣墨拓展形式，以人文滋養靈魂，以宇宙視野審視人類，打破了中西詩歌的界限，超越了古今詩歌的局限，為當代詩歌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也為詩歌的未來發展，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這條道路，是“中西融合”的道路，是“哲慧引領”的道路，是“靈象為魂”的道路，是“回歸詩本質、滋養人靈魂”的道路，更是“超越生命之美、進入靈性境界”的道路，這正是“氣墨靈象”理論賦予詩歌的終極使命，也是呂國英先生對中西詩歌史的最大貢獻，更是其對人類文明的重要饋贈。
當下，當代詩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要麼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潭，追求語言的晦澀與怪異，忽視詩的意境與靈魂；要麼陷入虛無主義的陷阱，抒發個人的消極與迷茫，忽視詩的責任與擔當；要麼陷入復古主義的桎梏，固守傳統詩歌的形式，忽視詩的時代性與創新性；要麼陷入西化主義的誤區，盲目模仿西方詩歌的形式與哲思，忽視中國傳統詩歌的精髓與東方智慧。而呂國英先生的哲慧詩章與“氣墨靈象”理論，恰好為破解這些困境提供了鑰匙——他告訴我們，詩歌的未來，不在於形式的獵奇，而在於靈魂的豐盈；不在於哲思的晦澀，而在於智慧的通透；不在於片面的復古或西化，而在於中西融合、古今貫通；不在於個人的小情小調，而在於宇宙的大情大愛；不在於審美的低俗化，而在於超驗審美的引領。哲慧詩章所彰顯的“宇宙視野、人文情懷、哲慧精神、靈象之美”，正是當代詩歌所缺失的，也是詩歌未來發展所必需的。
站在中西詩歌史的交匯點上，呂國英先生以其卓越的理論智慧、深厚的創作功底、崇高的人文情懷，書寫了哲慧詩章的時代華章，構建了“氣墨靈象”的詩學體系，創立了引領未來的哲慧詩派。他的工作，不僅是對中西詩歌傳統的總結與超越，更是對詩歌未來的開拓與引領——他讓詩歌重新回歸“天地之心、文明之脈”的本質，讓詩歌重新成為承載人類哲思、滋養人類靈魂、引領人類前行的精神載體；他讓“氣墨靈象”成為當代詩歌的審美標杆，讓“哲慧引領”成為當代詩歌的創作共識，讓“中西融合”成為當代詩歌的發展趨勢；他讓詩歌不再是小眾的自娛自樂，而是具有宇宙視野、人類情懷、時代精神的大眾精神食糧，讓詩歌在新時代煥發出全新的生命力，實現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跨越。
詩無止境，哲無邊界，美無終極。呂國英先生的哲慧詩章，是中西詩歌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當代詩歌的巔峰之作，更是詩歌未來的引領之作。其“氣墨靈象”理論，不僅是中國傳統詩學的現代轉型，更是中西詩學融合的重大成果，是引領當代文藝創新的核心思想；其“哲慧詩派”的創立，不僅為當代詩歌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更為詩歌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在未來的歲月裏，隨著“氣墨靈象”理論的不斷傳播與深化，隨著哲慧詩章的不斷流傳與解讀，必將有更多的詩人，追隨呂國英先生的腳步，堅守“哲慧為魂、靈象為美、氣墨為骨”的創作理念，書寫出更多兼具審美高度、哲思深度、靈魂溫度的詩作，推動中西詩歌的進一步融合與發展，讓詩歌成為連接不同文明、滋養人類靈魂、引領人類前行的精神紐帶，讓“靈象”之美，照亮人類文明的每一個角落；讓“哲慧”之光，引領詩歌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這，就是呂國英先生的哲慧詩章，在中西詩歌史視野下的終極價值與永恆意義——靈象貫古今，哲慧照詩魂，以氣墨鑄風骨，以詩心映天地，以哲慧領未來，為人類詩歌文明，書寫下屬於當代的、不朽的篇章。
2026年1月·北京
附
白恒昌 簡介
白恒昌，作家，藝術鑒賞、評論家，大校軍銜。曾任集團軍政治部組織處處長，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某旅政委，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兼某師政委。著有《鵝湖矗魂》、《香山流丹紅葉濃》、《凝望蓮花之美》、《不覺春意醉怡人》、《悲壯獅子山》、《迎著晨曦來送你》、《春滿紅山口》、《迪盧卡的中國情懷》等百餘篇散文、詩歌、遊記，多篇作品獲軍隊或地方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