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謝昭新:《四世同堂》為何能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新社合肥8月15日電 題:《四世同堂》為何能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專訪中國老舍研究會會長、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原院長謝昭新
中新社記者 趙強
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星空中,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如一顆獨特的東方星辰,於抗戰烽火中誕生。這部文學名著以深刻思想、生動人物與獨特叙事,不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更展現中國抗戰真實圖景,傳遞中華民族堅韌精神。
《四世同堂》何以成為世界理解中國抗戰的重要文學載體?其跨文化傳播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海外譯本對西方認知中國抗戰文學有何影響?中國老舍研究會會長、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原院長謝昭新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四世同堂》海外翻譯、傳播與影響。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經典中,《四世同堂》以家族叙事為核心的視角獨具特色。這種“以小見大”的叙事方式,如何突破地域與文化隔閡,成為世界理解中國抗戰歷史的重要載體?
謝昭新:《四世同堂》叙事方式為小說的海外傳播創造了廣泛的接受條件。《四世同堂》以抗戰中的重大戰爭事件為時間連線,展現出北平淪陷的八年曆史與風雨、苦難與抗爭和民族精神崛起,構成了一部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斷代史,形成了小說戰爭事件的時間叙事的史詩性。
《四世同堂》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中的各家各戶為叙事對象,以祁家為中心,錢家為重點,冠家及雜院的其他居民為輔,而在祁家的四世同堂人物中,又以長孫祁瑞宣的心路歷程為叙事主線,形成了在大背景下圍繞中心、突出重點、主線分明的空間叙事特色。這種時間叙事與空間叙事結合的特點,為小說的海外傳播創造了廣泛的接受條件。

中新社記者:《四世同堂》從1951年英譯本《黃色風暴》到2015年朱莉婭・洛弗爾全譯本,跨文化傳播中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這些譯本對西方讀者認知中國抗戰文學有何關鍵影響?
謝昭新:老舍在英國、新加坡、美國、日本等國影響深遠,作品因鮮明民族性與現代性被譯成數十種文字廣泛傳播。《四世同堂》後13章中文原稿不幸遺失,後由馬小彌據1951年《黃色風暴》節譯本再譯,載於1982年《十月》第2期。
海外譯本主要有:日本方面,波多野太郎《饑荒》(內容提要)載1949年11月《橫濱大學論叢》第1卷1至3號;鈴木擇郎等譯本1951年4月月曜書房、1952年4月角川文庫版,及1954年3月河出書房《現代中國文學全集》(4—6)收錄本;蘆田孝昭譯《四世同堂》(上)收入1982年10月學研社《老舍小說全集》8卷,竹中伸、蘆田孝昭譯(中)收入1983年3月該全集9卷,日下恒夫譯(下)收入1983年4月該全集10卷。英國方面,艾達・普魯依特譯本《黃色風暴》(《四世同堂》縮寫本)1951年紐約出版,其節譯本同年由倫敦維克多・格蘭茲書局出版。
其海外傳播意義重大:一是成為世界瞭解中國抗戰歷史的重要文學載體;二是讓世界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與戰爭碰撞下的文化演進;三是展現中國抗戰精神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精神寶藏。

中新社記者:與《安妮日記》《辛德勒的名單》等西方反法西斯文學相比,《四世同堂》在主題表達、人物塑造和精神內核上有何異同?這種差異性如何豐富世界反法西斯文學內涵?
謝昭新:《四世同堂》以國際主義視野對戰爭作跨民族深刻反思,將戰爭叙事與反思緊密結合,隨叙事推進深化反思,達至空前高度與深度。
這種國際視野下的反思借人物體現:祁瑞宣的反思有四,一是自審先期反戰思想,認識到其背後安靜文化缺乏抵抗力,需以錢默吟從詩人文化轉向“力”的獵人文化為基礎,改變溫情人道主義反戰思想;二是台兒莊大捷後,認識到中國抗戰是“為世界保存和平、古雅、人道的文化”這一“極大的使命”;三是思考抗戰勝利後是否應殺日本平民,認為此舉不人道、不公正,會種下更多仇恨,超越了單一民族視野;四是由日本老太太的悔悟,看到侵華戰爭既傷害中國也傷害日本人民,其到祁家為小妞子之死賠罪、主張超越仇恨建友誼,此舉超越種族、國籍與宗教成見,是老舍對戰爭的國際性深刻反思。

中新社記者:作品中祁家四代人在忠孝矛盾、文化堅守與生存抉擇間的掙扎,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戰爭的激烈碰撞。這種文化刻畫對西方讀者理解“東方抗戰精神”有何特殊意義?
謝昭新:小說弘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愛國主義與獻身精神,同時也肯定佛教與基督教的影響。
小說還反思“家”文化正負兩面:祁瑞宣愛家且保氣節,克服家帶來的惶惑,堅定“抗戰第一,國家至上”信念,是“家”文化正面代表。

中新社記者:全球化語境下,如何看待《四世同堂》從中國經典到世界記憶的跨越?對當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何啟示?
謝昭新: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老舍作品以戲劇改編與演出凸顯人性和人類性價值。現代作家中,老舍作品被改編成多部電影、電視劇(1950年《我這一輩子》至2016年《不成問題的問題》,不含話劇),數量最多且精品紛呈,如《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影視與小說一同,深刻揭示戰時北平的人性百態,傳遞反對戰爭、渴望世界和平的人類性價值取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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