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4日電 題：希臘與中國，兩大古文明的初識 作者 喬治斯·斯泰裏斯 希臘雅典大學哲學系教授
希臘與中國，儘管地理上相距甚遠，看似彼此阻隔，卻都孕育出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文明。作為西方世界與東方世界的“支柱”，古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是當代學界公認的古典文明，兩大文明所宣導的基本原則與價值觀，至今仍支撐著全球秩序的架構。
數百年來，主流觀點認為，希中兩大文明在15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之前完全隔絕。但現有研究表明，事實並非如此。有證據顯示，古希臘人與中國人早在更久以前就意識到彼此的存在。
這方面的最早記載之一，來自西元前5世紀末至西元前4世紀初的古希臘人克特西亞斯（Ctesias）。他是克尼多斯城邦的一位醫生兼歷史學家，曾供職於波斯帝國宮廷。當時，克特西亞斯根據波斯檔案、東方商人和使者的報告，撰寫了有關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著述，並在其中提到了中國人，他稱之為“賽裏斯人”，即絲綢生產者。在他的描述中，中國人體格魁梧、壽命極長，據稱能活兩百餘年。
在古希臘的地理觀念裏，“賽裏斯”（Sēres）指中國西北部地區及其居民。該名稱源於希臘語中的“絲綢”，意為“絲綢來源之地”或“絲綢之民”。這一區域以南為“秦尼”（Sínae），是古希臘人對居住於已知世界最東方的人的稱呼，大致在今中國西安一帶。
西元1世紀，古羅馬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其著作《地理學》中記載，賽裏斯人的壽命比古印度穆西卡努斯（Musicanus）地區的印度人更長，而據記載該地區印度人的壽命可達130歲。
西元2世紀，著名希臘地理學家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將賽裏斯人和秦尼定位於大亞細亞（Asia Major）的最東端。他在《地理學》中寫道：
“大地上的人類可居部分，其東部邊界為未知之地，與大亞細亞最東之秦尼國及賽裏斯國為鄰……已知世界的最東端，乃以穿越秦尼都城的子午線為邊界。”
西元4世紀，來自古希臘城邦赫拉克利亞的馬爾西安（Marcian）重申了這一觀點，他指出：“秦尼諸邦位於可居世界的盡頭，毗鄰東方的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
這些古典文獻的記載，不僅展現了古希臘人對遙遠東方的認知，也體現了他們對已知世界邊緣的想像和宇宙觀。在那裏，商貿往來、奇觀異景與人類棲居的界限相互交織。
數世紀後，拜占庭帝國最博學的學者之一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在評論亞曆山大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所著的一部地理作品中指出：中國人以其格外長壽著稱。這一記載不僅與克特西亞斯的早期描述遙相呼應，更揭示了古希臘傳統中關於東方的認知——無論其中摻雜多少神話成分——依然保持延續。
同樣重要的，還有11世紀塞彌翁·塞斯（Symeon Seth）的論述。這位生於安條克、活躍於君士坦丁堡的希臘軍官兼醫師，同時身具天文學家與阿拉伯文獻翻譯家身份。他在其著作《自然要義》（Conspectus rerum naturalium）中寫道：“這些中國人棲居世界極東之境。奉希臘之理，然極為正直。”
這裏所謂中國人“奉希臘之理”，實則可能指其為非基督徒。這是拜占庭語境下的慣常表述，“希臘人”常被用來泛指基督教誕生前或多神論的世界觀。然而，該論斷卻意義非凡，因為它是最早明確將希臘人與中國人以及兩者的思想體系進行類比的嘗試之一。
在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徐曉旭教授的研究中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內容。他發現，關於西元1世紀東漢使臣甘英的記載中存有關鍵線索。甘英奉領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羅馬帝國），但最終未能抵達羅馬境內。當時的帕提亞人為壟斷商路，援引了波斯灣“海怪橫行”之說，勸阻其橫渡波斯灣——這與他們用來阻攔羅馬和希臘使者東行的手段如出一轍。
然而，在波斯灣地區滯留期間，甘英可能接觸了古希臘文化元素，其中也可能包括《荷馬史詩》。據徐曉旭研究，有關甘英的歷史記載中，有與《荷馬史詩》之一《奧德賽》內容極為相似之處。《晉書·四夷傳》中載：“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而《奧德賽》的詩中提及，聽到海妖塞壬歌聲的人，“無法回到家裏見到妻子和孩子在身邊歡樂”。徐曉旭由此判斷，勸止甘英的“船人”，或熟悉《荷馬史詩》並將其中的詩句轉述給了甘英。
綜上，這些古老記載提供了有力證據，或可證明古希臘與中國文明間的接觸，縱非直接往來，也存在間接知識傳遞，而且發生時間可能遠早於學界的固有認知。兩種文化在科學探索和哲學思辨方面的共同追求，值得更多學者予以深入研究。
希臘學者和中國學者應負起責任，共同探索希中兩大文明在文化思想上自古至今的交流往來。這一研究領域前景廣闊，必將有更多意義深遠的發現等待著我們。（完）来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