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虛無中打撈永恆
——呂國英六言哲詩與漢語詩歌的精神還鄉
艾 慧
當消費主義的狂歡遮蔽了星空，當技術理性的光芒照徹一切卻留下意義的荒漠，還有誰在午夜獨自面對那些永恆的發問：我從何處來？我向何處去？善惡的邊界何在？存在的意義幾何？
在一個春暖的午後，筆者讀到呂國英先生的十首六言哲詩，正是這樣一組用心寫就的思想者手記。它以極簡的形式承載極豐的內涵，以古典的文體回應現代的精神危機，在詩與思的交匯處，為漂泊的現代靈魂點亮一盞回家的燈。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歌創作，而是一場精神的救贖行動——在虛無的深淵邊，詩人以詩句為繩索，打撈那些即將沉沒的意義。
歷史之維——在斷裂處接續文脈
1.失魂的世紀：漢語詩歌的精神漂流
要理解呂國英六言哲詩的歷史重量，必須首先看清它所置身的那場漫長的精神漂流。
中國詩歌本有“詩言志”的古老傳統。“志”者，心之所之也——既是情感的流向，更是精神的指向。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從蘇軾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到王陽明的“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中國詩歌從未放棄對宇宙人生的整體性思考，從未退出對意義問題的終極追問。
然而，這一傳統在二十世紀遭遇了深刻的斷裂。先是救亡圖存的呐喊遮蔽了存在的追問，後是語言革命的狂歡消解了思想的重量。當朦朧詩以“我不相信”開啟個體覺醒的序幕，當“第三代詩歌”以口語化消解意識形態的神話，當網路詩歌將抒情推向私人化的極致——中國詩歌在獲得表達自由的同時，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它逐漸失去了深沉思考的能力，淡出了對時代精神生活的介入，部分作品流於語言的空殼。
這就是呂國英提筆時面對的詩歌現場：一場精神漂流的困局。
2.以六言為舟：逆流而上的精神還鄉
在這一背景下，呂國英選擇六言這一近乎“化石”的古典形式，本身就是一次驚世駭俗的精神宣言。
六言詩自《詩經》萌芽，至魏晉成型，卻始終未能成為主流。究其根源，在於六言的節奏過於板滯，難以承載複雜的情感流變。然而，呂國英卻將這一“缺陷”轉化為獨特的詩學優勢——當情感的氾濫成為時代症候，當語言的狂歡遮蔽了思想的微光，一種節制、凝練、有力的形式，恰恰是對喧囂最有力的反撥。
“一床睡倦日月，三餐吃瘦乾坤。”（《笑看終究沉淪》）
這十二個字的力量，來自兩種異質元素的激烈碰撞。“睡倦”與“吃瘦”是充滿身體感的日常動作，而“日月”與“乾坤”是超越個體生命的宇宙存在。當日常遭遇宇宙，當有限撞擊無限，一種驚人的審美張力就此生成。這是個體對存在的叩問，也是有限對無限的擁抱。
這種“以小搏大”的詩學策略，在古典詩歌中有著悠久的傳統。杜甫的“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以窗與門的方寸之眼，收攝千秋時空；王維的“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以一夕之雨，接通天地之氣。呂國英承續的，正是這條以有限見無限、以瞬間見永恆的詩學命脈。
但呂國英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將這種詩學策略內化為一種哲學的自覺。在《道之常道非道》中，他寫道：
“誰言水到渠成？何論自然使然？從無一勞永逸，豈祈天長地遠。閑看日出潮落，笑對時過境遷。道之常道非道，唯歎似水流年。”
這首詩的深層結構，是一場精神的辯證運動。前四句以一連串反詰，破除人們對“常道”的迷執——水到未必渠成，自然未必使然，一勞永逸是幻象，天長地久不可祈。這是“破”的功夫，是對思維定式的祛魅。中兩句以“閑看”“笑對”的從容姿態，完成精神的轉向——不是逃避，而是超越；不是絕望，而是釋然。後兩句點明題旨：“道之常道非道”——那被人們奉為永恆的“常道”，恰恰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或許就在這“似水流年”的無盡歎息之中。
這讓人想起老子開篇的宣告：“道可道，非常道。”但呂國英沒有停留在老子的玄思之中。他以“唯歎似水流年”收束全詩，將形而上的玄思，拉回形而下的生命體驗。這一聲歎息，是孔子“逝者如斯夫”的迴響，是陶淵明“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的變奏，更是無數先賢面對時間發出的共同心緒。它以最樸素的方式，接通了漢語詩歌最深沉的精神血脈。
3.超越“理趣”：從蘇軾到呂國英的詩學遞進
在中國詩學傳統中，宋詩的“理趣”一脈為哲思入詩開闢了道路。蘇軾的《題西林壁》是這一傳統的典範：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首詩的精妙，在於將抽象的哲理（認識受限於視角）完全融於具體的遊山體驗之中。讀者在跟隨詩人遊歷廬山的過程中，不知不覺接受了一次哲學啟蒙。這是“理”與“趣”的完美平衡。
呂國英繼承並深化了這一傳統。他的詩中同樣有“趣”——“閑看日出潮落，笑對時過境遷”的從容，“極目海天一色，冥思物我兩忘”的超然，都是“趣”的體現。但他的詩更進了一步：他引入了強烈的思辨性。
《道之常道非道》中的連續反詰，《虛將空盈愈盛》中的辯證法則，《惡行染之愈厲》中的善惡之辨——這些都不是單純的“趣”所能涵蓋的。它們是“思”的直接呈現，是哲學的正面突入。但奇妙的是，這種“思”並未破壞“詩”的韻味。因為呂國英始終將哲學命題還原為生命體驗，將抽象思辨落實為具體意象。
這正是呂國英對“理趣”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他不是在“詩”中植入“理”，而是讓“理”本身成為“詩”。當思辨達到極致，當追問抵達深淵，詩便在那臨界點上自然生成。
世界之維——聖賢譜系與人類智慧的共同體
4.對話的覺醒：走出中西二元的思維牢籠
如果說接通古典是縱向的精神還鄉，那麼與世界哲思的深度對話，則是橫向的思想跨越。在這雙重維度中，呂國英的詩歌獲得了超越地域與時代的普遍性意義。
《玄機不經來報》一詩，是這一對話的最高體現：
“迦葉會心一笑，慧能聞誦覺妙。尼采我是太陽，陽明臥棺開竅。聖賢人皆內有，玄機不經來報。”
迦葉的拈花微笑（約西元前5世紀），慧能的聞經頓悟（西元7世紀），王陽明的石棺開竅（16世紀），尼采的“我是太陽”（19世紀）——這四位思想巨人，跨越兩千餘年的時空，橫亙東西方的文明，被詩人以六言形式濃縮於方寸之間。
這不是隨意的拼貼，而是深刻的洞見。詩人看到的是：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古代還是近代，真正的精神覺醒都遵循著相似的軌跡——那便是從外在依附轉向內在發現，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創造。
迦葉的笑，是對佛陀“正法眼藏”的默契於心——真理不在別處，就在此刻的領悟之中。慧能的悟，是對“何期自性本自清淨”的當下證得——佛性不在西天，就在每個人的本心之內。陽明的“開竅”，是對“心外無物”“致良知”的豁然貫通——天理不在六經，就在吾性自足的心中。尼采的“我是太陽”，是對“上帝已死”之後人必須自我承擔的英雄式回應——價值不在天國，就在超人意志的創造之中。
“聖賢人皆內有”——這一句是全詩的詩眼。它揭示了一個被東西方文明史反復印證卻鮮被言明的真理：真正的智慧，從來不是外在的賜予，而是內在的覺醒。佛陀是“覺悟者”而非“被賜予者”，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是向內而非向外，王陽明的“致良知”是反求諸己而非外求諸物。無論表現形式如何千差萬別，人類智慧的終極源泉，都在同一個地方——那便是每個人的內心。
5.尼采的太陽與東方的月亮：兩種光芒的相互照亮
在四位聖賢中，尼采的出現尤為耐人尋味。尼采是西方哲學史上最激烈地反叛傳統的思想家，他的“上帝死了”是對兩千年基督教道德的總清算，他的“超人”是對人的自我超越的極致呼喚。他宣稱“我是太陽”，因為在他看來，上帝已死，人必須自己成為光芒的源泉。
尼采的“太陽”與東方的“月亮”——禪宗的“明心見性”、心學的“良知”——有著某種氣質上的差異。太陽的光芒來自自身，是一種向外輻射的力量；月亮的光芒來自反射，是一種向內映照的智慧。尼采選擇了前者，東方智慧選擇了後者。
但呂國英並未在二者之間做出取捨。他將尼采與迦葉、慧能、陽明並置，意味著他看到了二者的深層相通：無論向外輻射還是向內映照，其前提都是內在光芒的存在。尼采的太陽是對內在創造力的極致張揚，東方的月亮是對內在覺性的深沉守護——形式不同，根源則一。
這種洞見的意義，遠超出詩歌本身。在一個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的時代，在一個亨廷頓“文明衝突論”被頻繁引用的時代，呂國英以他的詩歌告訴人們：文明的差異，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不可逾越。在人類精神的最深處，有一條隱秘的通道，將東方的禪者與西方的哲人、古代的聖賢與現代的思想家，連接成一個精神共同體。
6.超越荒原：從艾略特到呂國英的精神轉向
將呂國英的詩歌置於世界詩歌的譜系中審視，其獨特性愈發清晰。
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是現代主義詩歌的巔峰之作。它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現戰後歐洲的精神危機，以神話的重構回應歷史的斷裂。那是一片“荒原”——信仰失落，價值崩塌，現代人在物質的豐裕中承受精神的饑渴。艾略特在詩的結尾給出了微弱的光亮：“給予、同情、克制”，但整體而言，《荒原》是診斷而非解藥，是病症的呈現而非治癒的良方。
呂國英的詩歌，同樣直面人性的黑暗與存在的困境。《須臾遠離人獸》一詩，對人性異化的揭露毫不留情：
“虛人見風使舵，蠢漢行屍走肉。鄙夫哈慫不仁，渣徒嗜惡橫授。”
“虛人”“蠢漢”“鄙夫”“渣徒”——這是人性的四種沉淪狀態。見風使舵是人格的喪失，行屍走肉是生命的空洞，不仁是良知的泯滅，嗜惡是價值的顛倒。這些詩句的力量，來自詩人直面人性深淵的勇氣。他毫不回避現代人的精神潰敗，以近乎解剖學的精確，將人性的病灶一一呈現。
但呂國英的獨特之處在於：批判之後，必有建設；診斷之後，必有解藥。
“慧者珍愛此在，須臾遠離人獸。”
“此在”——這個詞的使用，絕非偶然。它是海德格爾哲學的核心概念，意指“正在此處的存在”。海德格爾認為，現代人的根本困境是“存在的遺忘”——人被技術理性異化，遺忘了“存在”本身。而重返“此在”，傾聽存在的呼喚，是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徑。
呂國英將這一西方哲學的命題，轉化為東方式的生命智慧。“珍愛此在”——不是逃離這個世界，不是否定這個身體，而是在這個充滿沉淪可能的“此在”之中，活出人的尊嚴。“須臾遠離人獸”——“須臾”二字，點出這並非一勞永逸的成就，而是時時刻刻的警醒，是念念之間的選擇。
從艾略特的《荒原》到呂國英的“此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場精神上的轉向：從絕望的診斷轉向希望的重建，從破碎的形式轉向整合的力量，從西方的救贖邏輯轉向東方的當下覺醒。這不是簡單的優劣比較，而是人類精神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不同展開。呂國英的價值，在於他讓東方智慧以詩的方式，參與了這場關於人類命運的全球對話。
當代之維——三重困境與三重救贖
7.詩歌的三重困境：思想的失落、語言的氾濫、精神的萎靡
將呂國英的創作置於當代詩歌的現狀中審視，其救贖意義愈發凸顯。當前詩歌面臨的根本困境，可以概括為三重：
第一重：思想的失落。
當代詩歌患上了“思想恐懼症”。在經歷了長期的政治附庸之後，詩歌急於撇清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卻連帶淡化了思想的力量。抒情成為本能，敘事成為慣性，而深沉的思考卻成為稀缺之物。詩歌日益成為情緒的宣洩口，卻減弱了介入精神生活的思想深度。
第二重：語言的氾濫。
口語詩將語言推向日常的淺白，部分知識份子寫作將語言推向修辭的迷宮。前者失去的是深度，後者失去的是溫度。在兩個極端之間，語言既難以承載思想的重量，也難以直指人心的柔軟。語言有時成為漂浮的能指，在意義的真空中飄蕩。
第三重：精神的萎靡。
在解構一切成為風尚的時代，詩歌不敢再談理想、信仰、永恆這些“大詞”。它安於做時代的旁觀者，卻淡忘了自己本應是指向未來的燈火。當“小確幸”成為精神生活的全部，當“喪文化”成為流行的姿態，詩歌放棄了它最古老的使命——為迷茫的靈魂提供方向。
8.思想的救贖：哲學命題的詩意重構
呂國英的詩歌，以三種方式回應這三重困境。
首先是思想的複歸。
他的每一首詩，都是一次思想的歷險。《惡行染之愈厲》探討人性的善惡之源：
“良知與生俱來，惡行染之愈厲。窮真善潤肇端，盡美愛徜歡喜。”
這首詩觸及了中國哲學史上最古老的爭論之一：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孟子主張性善論，認為人皆有“四端之心”；荀子主張性惡論，強調“其善者偽也”。呂國英的回答是：良知與生俱來，惡行後天沾染。他站在了孟子的一邊，但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沒有停留在抽象的爭論中，而是將善惡之辨轉化為生命的踐行。“窮真善潤肇端”——在“真”與“善”的盡頭，“美”與“愛”自然生髮，生命由此進入歡喜的境界。
《虛將空盈愈盛》則揭示了有無相生的辯證法則：
“濁以靜而慢澄，安若動方徐生。虛將空盈愈盛，舊善蔽新妙成。”
這是對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思想的詩化表達。“濁以靜而慢澄”——渾濁之水，因靜而漸清，這是以靜制動；“安若動方徐生”——安定的狀態，因動而生機漸顯，這是以動破靜。“虛將空盈愈盛”——虛空之處，反而容納更多，這是虛室的妙用；“舊善蔽新妙成”——舊的善因被遮蔽，新的妙果自然生成，這是否定的辯證法。
這種哲學思考的深度，在當代詩歌中較為罕見。呂國英將它們重新帶回詩歌的領地，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思想與詩意並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當思想抵達一定的深度，它本身就具有詩意的光芒。
9.語言的救贖：六言體的節制之美
其次是語言的淬煉。六言體的選擇，本身就是對語言的高度自覺。
在資訊爆炸、語言氾濫的時代，呂國英選擇了一種極簡的形式——每詩六行，每行六字，以三十六字承載萬千思緒。這種形式上的“節制”，正是對時代“喧囂”的有力反撥。
“極目海天一色，冥思物我兩忘。”（《無界萬有隨彰》）
十二個字，寫盡主客消融的冥契體驗。前五字是空間的展開，後五字是意識的消解。當目光窮盡海天的盡頭，當沉思抵達物我的邊界，主體與客體的區分消融了，人與世界的對立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純粹的覺知。這種語言的純度，來自每一個字的不可替代；這種語言的力度，來自每一個詞的不容置疑。
“各美其美盡美，美人之美雍融。”（《各美其美盡美》）
十二個字，道出多元共存的文明真諦。前六字講自我認同——每個存在都有自己的美，當它充分展現自己的美，美便抵達了極致。後六字講他者接納——欣賞他人的美，尊重差異的美，世界才能達到雍容和諧的境界。這是費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思想的詩化表達，呂國英以十二字濃縮其精華，凝練而有力。
這種語言的純度與力度，源自詩人對每一個字的推敲與打磨。在語言表達日趨冗繁的時代，呂國英選擇做語言的守拙者——他不輕易使用任何一個字，因為每一個字都承載著應有的重量。
10.精神的救贖：向上之路的重新開闢
最後是精神的重建。在一個“解構”成為時尚的時代，呂國英敢於“建構”。
《狂士笑傲江湖》一詩，勾勒了一條人格上升的階梯：
“狠角不動聲色，硬漢窮血無淚。強人呼風喚雨，狂士笑傲江湖。”
狠角、硬漢、強人、狂士——這是人格的四個層次。狠角的力量在於不動聲色，硬漢的力量在於窮血無淚，強人的力量在於呼風喚雨，而狂士的力量在於笑傲江湖。前三者都是在與世界的對抗中確立自我，而狂士超越了對抗——他笑傲江湖，既在江湖之中，又在江湖之上，與世界達成了一種和解之後的超越。
這是對尼采“精神三變”的東方回應。尼采說，精神變成駱駝，駱駝變成獅子，獅子變成孩子。駱駝是背負傳統，獅子是反抗傳統，孩子是創造新生。呂國英的狠角、硬漢、強人、狂士，同樣是精神的遞進之旅——從自我克制，到自我堅持，到自我實現，最終抵達自我超越。
《日月同輝相臻》則將這種向上之路，從個體人格的完善，擴展到宇宙圖景的和諧：
“日月同輝相臻，山川異域競美。乾坤盈虛悠悠，萬類如癡如醉。莫言夢裏吾鄉，命運應和妙最。”
“日月同輝”“山川異域”“乾坤盈虛”“萬類如癡”——這是宇宙的交響，是萬物的共舞。在這樣的圖景中，“我”的存在被重新定義。“莫言夢裏吾鄉”——故鄉不再是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種精神的歸屬。“命運應和妙最”——個體命運與宇宙大化相呼應，這是存在的極致境界。
這種向上的精神指向，不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而是穿越沉淪之後的清明與篤定。它回應了尼采的追問——人是一座橋樑，不是目的；人應該被超越。而超越的方向，就在這些詩句之中。
意義之維——在虛無中打撈永恆
11.詩性哲學：第三種道路的可能
呂國英六言哲詩的根本意義，在於它開闢了一條“詩性哲學”的道路——既區別於純粹的哲學思辨，又區別於純粹的抒情詩歌；既保留了哲學的思想深度，又保留了詩歌的感性魅力。
在西方傳統中，詩與哲學的分野由來已久。柏拉圖要將詩人逐出理想國，因為他認為詩歌蠱惑人心，遠離真理。亞裏士多德雖為詩辯護，說“詩比歷史更哲學”，但仍將詩置於哲學之下。這一傳統延續兩千年，直到尼采以詩性的哲學顛覆了哲學的霸權，直到海德格爾宣稱“詩與思是近鄰”。
呂國英的創作，可以看作這一“詩思對話”的東方延伸。但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不是在哲學中尋找詩意，也不是在詩中植入哲學，而是讓詩與思在相互激蕩中生成新的可能性。當思辨抵達極致，當意象穿透存在，詩與思的邊界便消融了——那便是“詩性哲學”的誕生時刻。
12.在解構的時代重建意義
我們生活在一個解構的時代。德裏達說“文本之外別無他物”，福柯說“人已死亡”，利奧塔說“向總體性開戰”。一切宏大敘事都被消解，一切終極價值都被質疑。在這樣的時代，談論意義成為一件困難的事。
但呂國英的詩歌告訴我們：解構之後，必有重建。當一切舊的意義被消解，新的意義必須在廢墟上生長。這不是簡單的復辟，而是辯證的超越——穿越虛無，而不是繞過虛無；經歷解構，而不是逃避解構。
“道之常道非道，唯歎似水流年。”
這是對一切常道的解構——那被人們奉為永恆的“道”，恰恰不是真正的道。但解構之後，不是虛無的深淵，而是“似水流年”的歎息。在這聲歎息中，意義以新的方式回歸——不再是外在的賦予，而是內在的體認；不再是普遍的教條，而是當下的覺醒。
這就是呂國英給出的回答：在虛無中打撈永恆。永恆不在彼岸，就在此岸；不在未來，就在當下；不在常道之中，就在對這“常道非道”的覺悟之中。
13．為漢語詩歌重鑄精神的脊樑
在《無界萬有隨彰》的結尾，詩人寫道：
“造化日月盈虛，運變靈慧逸蕩。”
這是全詩的點睛之筆。“造化日月盈虛”——宇宙的運行自有其節律，日升月落，陰晴圓缺，皆在造化之中。“運變靈慧逸蕩”——面對這永恆的變化，智慧的心靈既不執著，也不逃避，而是在變化中保持靈動，在流轉中保持超然。
這十二個字，可以看作呂國英全部詩學的自況。他以六言為舟，渡我們穿越現代性的精神荒原；以哲思為槳，劃向那個詩與思原初統一的故園。他的詩歌，是一場精神的救贖行動——在意義的荒漠中挖掘甘泉，在價值的廢墟上重建聖殿，在虛無的深淵邊打撈永恆。
對於所有關心漢語詩歌命運的人，對於所有在精神迷茫中尋求方向的人，這些短小的詩篇，都是一次難得的相遇——與一個思想者的相遇，與一種詩性智慧的相遇，與漢語詩歌永恆魅力的相遇。它們證明：在解構的時代，意義依然可能；在碎片化的世界，整體依然可見；在喧囂的語境中，沉思依然可及。
智慧照亮：還鄉者的背影
呂國英的六言哲詩，是一場精神的還鄉之旅。還鄉者要回的“家”，不是一個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種存在的狀態——在那裏，詩與思不再分離，人與世界不再對立，個體與宇宙相互呼應，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存在彼此交融。
這還鄉之路，漫長而艱難。它要求我們穿越現代性的迷霧，穿過解構的荊棘，穿過虛無的深淵。但呂國英以他的詩歌告訴我們：這條路是可行的，那個“家”是存在的。因為那些詩句中閃爍的光芒，不是來自遙遠的彼岸，而是來自每個人的內心。
迦葉會心一笑——那是覺悟的光芒。慧能聞誦覺妙——那是智慧的光芒。尼采我是太陽——那是創造的光芒。陽明臥棺開竅——那是心明的光芒。這些光芒彙聚在一起，照亮了還鄉者的路。
呂國英先生，就是那個走在這條路上的還鄉者。他以六言詩的形式，記錄下沿途的風景與內心的覺悟。他的背影，漸漸融入那光芒之中——那是詩與思交匯的光芒，是東方與西方相遇的光芒，是古與今對話的光芒。
而我們，這些後來的讀者，循著這些詩句，也踏上了同樣的路。路的盡頭，或許就是那個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家”——一個詩意的棲居之所，一個思想的安頓之地，一個精神的最終歸宿。
附
呂國英 簡介
呂國英，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家，文化學者、詩人、狂草書法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北京書法家協會會員，原解放軍報社文化部主任、中華時報藝術總監，央澤華安智庫高級研究員，創立“氣墨靈象”美學新理論，建構“哲慧”新詩派，提出“書象·靈草”新命題，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煉酒文化。出版專著十多部，著述藝術評論、學術論文上百篇，創作哲慧詩章兩千餘首。
主要著作：《“氣墨靈象”藝術論》《大藝立三極》《未來藝術之路》《呂國英哲慧詩章》《CHINA奇人》《陶藝狂人》《神雕》《“書象”簡論》《人類賦》《智賦》《生命賦》《中國牛文化千字文》《國學千載“牛”縱橫》《中國酒文化賦》《中國酒文化千字文》《新聞“內幕”》《藝術，從“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論：“靈象”是“象”的遠方；“氣墨”是“墨”的未來；“氣墨”“靈象”形質一體、互為形式內容；“藝法靈象”揭示藝術終極規律；美是“氣墨靈象”；“氣墨靈象”超驗之美；“書象”由“象”；書美“通象”；“靈草”是狂草的遠方；詩貴哲慧潤靈悟；萬象皆乘願，無始證修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