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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7月8日電　題：從台灣視角，如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
——專訪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
中新社記者　劉舒淩
從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共產黨研究視角，如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差異？如何就此開展中外對話？中新社“東西問”近期就此在台北專訪了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台灣研究兩岸關係、研究中國共產黨數十年，如何觀察、理解中共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
楊開煌：大陸方面強調，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我看來，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走過艱辛的歷程，總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要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人與自然等關係平衡發展，是符合現當代中國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所需的一種係統性現代化。所謂係統性現代化，如同中醫治病一樣不僅僅是隻關心“肺”“胃”“腸”局部器官功能的改善，而是全身整個“免疫係統”都健康。
歷史上，孫中山先生曾努力推動係統性的現代化，這是他比同一時代中國知識分子高明的地方。孫中山當年被同時代的人評價為“不切實際”的《實業計劃》，如今中國大陸實踐而且已遠遠超越，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國式現代化是值得今天中華民族為之奮鬥、犧牲的新的長征。
並且，中國大陸已經從“迎頭趕上”發展到“帶頭應變”，中國正在領導世界趨勢，開創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路徑。對於非西方國家和人民，究竟何種現代化符合自己的需求，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是可供參考、檢驗的。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不同？
楊開煌：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重要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辯證式的現代化。現代化不是否定傳統、不是否定對方，所以習近平主席提出“兩個結合”，一是結合中國具體實際，一是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如同馬克思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者辯論政治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最終完整寫出一套《資本論》。中國大陸有現代化實踐經驗，又有“一帶一路”的探索，現階段理應歸納出宏觀現代化理論，並持續充實、發展。
同時，現代化的實踐也是在傳統上創新、發展，才能獲得持久的泉源。
其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動力來自：自我挖潛、自我創新、自我革命，故而可以表現為人民的現代化、和諧的現代化、可持續的現代化。最後大陸並不是和西方作比較，而是跟昨天的自己比，要自我超越，這當中蘊含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哲理。
其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共二十大報告概括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中共認為人類的未來應該是要共同富裕、共同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就是告訴我們，人類的前途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航天領域有“全景效應”一詞，即宇航員從太空看向地球時所產生“世界如此之大，而人類紛爭及邊界之狹小”的感慨或想法。以宇宙之大，人類卻在如同星河一粟的地球上爭到頭破血流，是狹隘的。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論述要高於西方現代化理論，高於他們祗為自己國家利益出發，可以損害他人、他國的現代化。西方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利於己就“脫鈎”“去風險”、大搞保護主義。中國式現代化是著眼全人類的追求。

中新社記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大陸可以如何加強與世界的溝通、增進相互理解？
楊開煌：外部世界尤其西方沒有耐心、沒有責任感去認真理解中國大陸、去理解歷經艱辛而摸索到一條康莊大道的中國式現代化。
今天，中國大陸要改變外部對自己的認識，當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例如，經濟方面不再是過去憑勞力的代工，而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方面已經取得成果。中國人之所以能够艱苦卓絕、歷久彌新地奮鬥，5000多年的歷史、不服輸的精神是基因，今後還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更有特色。
我也注意到，中共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提出“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第二個結合”，致力於從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中產生現代化的推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次就是要整理、建構一套國家發展理論。中國式現代化不能祗有實踐正確，必須要有一套能够對應西方思維方式的理論論述。這套理論如實叙述，讓外界知道中華文化是相容並包的、欣賞並學習差異，她傳播、推廣自己的價值從不武力強迫，祗有“近悅遠來”的王道精神。
西方世界有其文化脈絡和體系，要讓西方人完全跟著中國人的思維來思考現代化道路，是不切實際的。但中國大陸提倡尊重、開放、包容、互鑒的認知價值，以挑戰西方人的傲慢、自大，隨著中國的和平發展，他們終將調整。過程中更需要大陸學者能建構一套能引起好奇、引發探索的現代化理論系統，讓西方學者一看就懂。祗要他願意跟大陸談，西方世界就不得不逐步與他們的傲慢、自大“脫鈎”。
5月初，大陸的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和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發佈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應該要做的就是這種事情。要取得話語權，必須讓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精英分子對你所做的事情從排斥到好奇，從好奇到願意思考研究。
這樣，中國大陸與世界對話的時候就可分為兩個層次，實踐與實踐對比，理論和理論對話，才有更長遠的未來性。

中新社記者：您曾呼籲台灣知識分子應參與建構中國式現代化論述。不過，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邱坤玄近期刊文談兩岸交流時提及，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逐漸淪為政治工具。此氛圍有無改變的可能？
楊開煌：簡略地說，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本應有其先天優勢，同文、同史、同文化。但從20世紀中期以來，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一直是服從於“反共”，並為此政治目的服務的研究。上世紀80年代末以後，研究需求曾經從“服從反共”轉為服務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後來隨政權輪替、轉變，在“反中去中”“和平發展”之間擺蕩。近年來，更成為一套相對封閉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見或成見，“自廢武功”，這是到今天為止，台灣的大陸研究最大一個損失。
過去中國大陸尚未開放或開放初期，西方陣營不太能理解中國文化。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曾在其中作為“接頭”，協助西方世界理解大陸。但是，從反共、反中到現在崇洋，既有的政治偏見在“去中國化”氛圍下進一步加深，以至於如今看不懂或者不願意看到今天中國大陸變化的情況，它正變得缺少價值。
要轉變氛圍，破解方法是交流。讓事實來印證許多研究者認知裡的中國大陸已被嚴重扭曲、醜化。事實上，深受西方影響的台灣知識分子可更好地反省西方的問題，並觀察中國大陸政策實踐的闕遺，以利中國式現代化的順利發展。
但不管台灣情況如何，整個世界對中國大陸、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已經“起風了”，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外國人所拍攝的介紹真實中國的短影音（視頻），他們看到中國實實在在的表現就在那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西方有其辯論的傳統、對事不對人的傳統。通過對中國式現代化論述的探討、辯論，引導其開放心胸，是最好的選項。（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威海7月2日電　題：百年大變局下，為什麼世界更需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
中新社記者　王嬌妮　崔白露
2024年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70年前，周恩來總理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70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和認同，成為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今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歷久彌新，為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產生背景、思想來源、歷史發展與時代價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在當時起到何種作用？
張蘊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世界發生了重大變化，急需建立新秩序與新關係。1945年，《聯合國憲章》生效，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制定了關於國與國之間的基本關係準則。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積極謀求同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努力改善外部環境尤其是周邊環境。1954年，中國領導人完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下簡稱“五項原則”）一經宣佈，首先被應用於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直接推動了中印、中緬關係的發展，之後在國際上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中國在當時提出五項原則，就是要告訴世界，雖然不同國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差異，在具體外交政策上存在不同，但中國願意超越這些差異和分歧，在相互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實現與世界各國的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可以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宣誓。

中新社記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後，為什麼能獲得各國普遍接受和認同，成為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
張蘊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符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特別是體現了發展中國家要求新地位、新利益、反對干涉主義、維護國家主權的普遍要求，因此能得到廣泛的支持與認同。
五項原則主張：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任何國家都不得無理干涉他國獨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都不得以任何藉口干涉他國的內部事務，都應當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當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存在的可能爭端。這些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尤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和緬甸，中印兩國總理和中緬兩國總理發表的聯合聲明，都將五項原則確認為指導兩國關係的原則。1955年，20多個亞非國家出席萬隆會議（又稱亞非會議），新獨立的亞非國家確定要建立合作伙伴關係，通過合作維護和爭取自身利益。他們還在這次會議中提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十項原則。事實上，五項原則充分體現在這十項原則之中，可以說以五項原則為基礎。
此後，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逐步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包括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不結盟運動將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原則，1970年第二十五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1974年第六屆特別聯大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都明確採納了五項原則。
近些年，五項原則精神也一直在發展，並展現出新的生命力。2005年萬隆會議召開50周年時，106個國家的領導人通過的《亞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宣言》提到，要恢復1955年《亞非會議最後公報》所體現的萬隆精神的活力。2015年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亞非領導人齊聚雅加達和萬隆，舉辦亞非峰會，會議主題是“加強南南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繁榮”，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併發表題為《弘揚萬隆精神推進合作共贏》的重要講話，提出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壯大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力量。

中新社記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背後有何思想淵源？蘊含了怎樣的中華傳統文化底蘊和外交智慧？
張蘊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等思想理念，同時也是新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奉行的理念和原則，代表了東方國家的智慧與貢獻，有著很深的含義。
有人說，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戰爭帶來的是相互間的巨大損傷。和平共處既是理念、思想和哲學，也是方式、方法和智慧。實現各國間的和平共處，首先要相互尊重，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協商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

中新社記者：70年來，中國如何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張蘊嶺：中國既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也是踐行者。
中國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在通過協商談判解決領土、劃定邊界上。中國在近代遭受國家和民族危機，留下了諸多歷史遺留問題，周邊國家獨立後又造成了複雜的外部關係。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積極推動劃界談判，經過幾十年時間，以和平的方式基本完成了陸上邊界的劃定。
中國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了擱置爭議、開展合作的基本思想。對有些一時不能解決的爭端，中國主張擱置爭議，維護相互間和平共處的大局，積極開展合作，不讓爭端影響其他關係的發展。對於周鄰，中國先後提出安鄰、富鄰、“親誠惠容”、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理念，共建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區域環境。
冷戰結束後，蘇聯和東歐都發生巨變，中國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在此情況下，中國不是用對抗的方式應對外部壓力，而是積極推動伙伴關係構建。伙伴關係的核心是和平共處、合作共處，不同于拉幫結伙，不搞結盟對抗。這使得中國的路走得更寬，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實現了新的發展。

中新社記者：與70年前相比，當前的國際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為什麼國際社會還要繼續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
張蘊嶺：與70年前相比，當前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最大的特點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世界結構、力量等都發生重大的歷史性轉變，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
世界範圍內，大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西方世界的力量在下降。同時，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也發生變化，突出體現在中美之間。力量對比變化導致了競爭性加劇，一些爭端增加，容易引發戰爭。在這樣的變局、危局下，特別需要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把和平共處、和合共生放在突出位置。
顯然，在世界百年變局下，國與國命運交織、休戚與共，五項原則具有其新的時代價值。世界各國要齊心合力，防止衝突擴大，戰爭擴散，特別要防止發生新的世界大戰，著力推動以合作為導向的新文明建設。我一再呼籲，面對複雜的國際變局，面對氣候變化的共同危機，人類需要合作導向的新文明構建，共守一個和平的、可持續的世界。（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福州7月2日電　題：百年前，鼓嶺國際社區是如何形成的？
——專訪華東理工大學藝術學院景觀規劃設計系系主任、副教授林軼南
中新社記者　龍敏
6月24日，2024“鼓嶺緣”中美青年交流周在福建福州開幕。日前，一群曾在鼓嶺生活過的美國友人後代、研究鼓嶺文化的專家學者等“鼓嶺之友”，重聚福州，再登鼓嶺，尋找百年前的歷史記憶，追尋當年中美民間友誼故事。
百年前，在鼓嶺度假的西方商人、傳教士、領事人員，與當地村民結下深厚友誼，留下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也讓鼓嶺成為中西交融、生機勃勃的國際社區。鼓嶺國際社區是如何形成的？留下哪些中外友好交流記憶？華東理工大學藝術學院景觀規劃設計系系主任林軼南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詮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一百多年前，福州鼓嶺為何會成為國際社區？這個國際社區是如何形成的？
林軼南：鼓嶺舊名“古嶺”，原有郭、梁等十幾個姓氏的村民在此居住。1885年夏天，美國傳教士吳思明（S. F. Woodin）前往連江，途經鼓嶺，發現此處氣候涼爽，便向村民租賃了幾個房間用於避暑，由此拉開了鼓嶺作為近代避暑地的序幕。
鼓嶺解決了外僑躲避暑熱的“剛需”。福州夏季的高溫和潮濕，令習慣溫帶氣候的外國人苦不堪言，更威脅產婦和新生兒安全。外僑首先找到了位於閩江口的川石島，但距市區太遠、交通不便。而鼓嶺夏季溫度較川石島更低，又毗鄰城區，物資運送便利，交通便捷，因此迅速發展為東南沿海遠近聞名的避暑地。
鼓嶺也是外僑重要的工作和社交場所。在閩六大差會（基督教新教開展宣教活動的組織）的不少決策在鼓嶺做出，如福州協和醫院的設立；許多單身外僑在鼓嶺找到伴侶、完成人生大事，如福益華醫生（Dr. Edward Bliss）、柯志仁（H. R. Caldwell）等人；鼓嶺醫館（Kuliang Sanatorium）更見證了一批外僑子女的出生，他們視鼓嶺和福州為故鄉。這些共同孕育了動人的“鼓嶺故事”。
中新社記者：鼓嶺國際社區留下了哪些中外友好交流的珍貴記憶？
林軼南：百年間，鼓嶺國際社區留下了中外友好交流的許多珍貴記憶。以福益華、蒲天壽、蘭馬利亞等為代表的醫生群體救死扶傷，推動了福建現代醫學的發展；以柏齡威、柯志仁、藹樹棠、程呂底亞、穆藹仁等為代表的教師群體，創辦協和職業、閩清天儒、華南女院等名校，與中國同事一起為福建教育事業添磚加瓦。
其中，穆藹仁在日寇入侵的背景下，冒險來到順昌洋口，在內遷的英華中學執教；他還加入飛虎隊、參與抗戰，堅定站在中國人民一邊。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在耄耋之年重回福建執教，並選擇去世後將骨灰歸於閩江。儘管穆藹仁和妻兒祗在鼓嶺度過一個夏天，但其家族與中國的緣分延續了一個世紀。
當這些家族的後人重回中國、尋找祖輩的故事，“鼓嶺”就成為共同的線索：這裡的涼爽、寧靜與和平，令他們終生難忘。
著名的“鼓嶺故事”就始於加德納太太對鼓嶺的尋找，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的幫助下，加德納太太最終找到鼓嶺，完成了丈夫重回兒時故鄉的心願。
無獨有偶，穆彼得、穆言靈夫婦也是為了尋找穆藹仁先生曾購置的石厝“Skye”（以穆藹仁祖籍地、位於蘇格蘭的斯凱島命名）的舊址，在2015年登上鼓嶺。穆言靈深深愛上鼓嶺，並與我一起組建了研究團隊，幫助其他家族後人尋找他們的“鼓嶺故事”。我們厘清了鼓嶺所有外僑別墅的分佈與歸屬，幫助畢樂華、迪恩·柏齡和林恩·柏齡等家族後代找到了回憶。但穆家自己的別墅舊址，一找就是7年。直到去年夏天，我們才在鼓嶺本地村民郭慶的幫助下找到當年的184號別墅遺址，並最終確認那就是穆藹仁留下照片的“Skye”。我和穆言靈因鼓嶺結緣，成為工作上的搭檔和生活中的好友，我想這正是“鼓嶺故事”的延續。
中新社記者：如今，鼓嶺國際社區還保存了哪些印記？如何進一步活化利用？
林軼南：鼓嶺的歷史格局比較完整，半數以上的歷史道路得以留存。公共建築和設施方面，萬國公益社、公共網球場、鼓嶺游泳池、鼓嶺醫館（宜夏別墅）等都得到了妥善保護；居住建築方面，柏齡威別墅、力家別墅（古堡別墅）、徐家別墅（加德納展示館）、富家別墅（山居生活博物館）、鄭家別墅、恒約翰別墅等也都得到了活化利用。
鼓嶺歷史建築的活化利用，遵循了“漸進式微更新”的原則，不搞大拆大建。我帶領華東理工大學古厝活化實驗室的同學們組成研究團隊，先後完成加德納展示館、萬國公益社、鼓嶺郵局、富家別墅的策展和史料提供，並撰寫了歷史建築的解說牌；萬國公益社曾是鼓嶺社區的中心，如今已辟為展館，講述“鼓嶺故事”的來龍去脈；富家別墅則辟為“山居生活博物館”，陳列當年外僑避暑時的各種用具。
6月22日，鼓嶺·家族故事展示館、鼓嶺歷史建築展示館開館。鼓嶺·家族故事展示館以“實物+場景+講故事”為思路，不少展品來自外僑後代捐贈，通過互動、投影、沉浸式體驗等展現8個鼓嶺外僑家族的故事。
鼓嶺歷史建築展示館原為磨坊，展現了鼓嶺的“發現”及外僑租地、簽約、建房的全過程，輔以大量歷史照片、地契和實物。華東理工大學古厝活化實驗室的同學還製作了其中5幢歷史建築的3D打印模型。
長遠來看，一方面，需要繼續保護鼓嶺的物質遺產，提昇整體風貌和環境品質；另一方面，要繼續挖掘歷史故事，並將這些信息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文旅體驗項目。祗有通過創意設計，將歷史片段轉化為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內容，“鼓嶺故事”的講述才會有生命力。

中新社記者：重溫“鼓嶺故事”，帶來什麼啟示？
林軼南：在鼓嶺·家族故事展示館裡，我特地選擇了一件福益華醫生家族保存的相册的封面。它以福州著名的漆器工藝製成，其上有一副對聯：“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耶穌曰爾欲人如是施諸己亦必如是施諸人”，分別來自《論語》和《聖經》。儒耶兩道的哲理和智慧，殊途同歸。
由此及彼，平等和相互尊重，正是“鼓嶺故事”的底色。制度、文化和語言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祗要相互尊重和彼此理解，差異便不會成為鴻溝。更重要的是，祗有這樣，友誼才能超越時間，一代代傳承下去。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您帶領團隊研發了“鼓嶺家·譜”平台，取得哪些進展？如何續寫“鼓嶺緣”，為中美乃至中外友好交流合作增添積極因素？
林軼南：在幫助外僑尋根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外國友人不祗關心祖輩的住處，更關心能不能找到當年的朋友或後代。因此，我們在2022年開發了“鼓嶺家·譜”平台，專注於對歷史照片中人物影像的識別。去年首屆“鼓嶺緣”中美民間友好論壇期間，我們發佈了這套系統。
“鼓嶺家·譜”剛上線，我們就從許多外僑家族的照片中找到了“熟人”，並將他們聯系在一起。例如，從加德納家族的相册中，找到了柏齡威家族相册裡的人物；在安毓明（Bertha Allen）校長的照片中，找到了年輕時的穆藹仁。當我們把消息告訴穆言靈夫婦時，他們都很激動：此前他們從未見過清晰的穆藹仁在洋口教書時的照片。
這個平台也幫我找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兩個月前，系統從耶魯大學的一組照片中，認出了我的外婆。她當時隨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內遷南平，並在那裡完成了學業。我的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也從未見過這張照片。
“鼓嶺家·譜”系統存儲的數據在一年內“膨脹”了9倍。目前，數據庫已錄入15000多張人臉、涵蓋近8700個人物信息。通過對接美國國家檔案館等開放數據源，系統囊括了1949年以前來過福州的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的影像。
“鼓嶺故事”既是中國故事，也是美國故事，我們將繼續幫助外僑後代找到祖先的痕跡，讓“鼓嶺，再次聯結中美與世界”。（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布魯塞爾7月1日電　題：40餘年間，我的“中國觀”
——專訪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首席執行官顧愛樂
中新社記者 德永健
日前，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在布魯塞爾舉行，來自中歐雙方近60名專家學者齊聚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EIAS），圍繞“中國學與歐洲的中國觀”深入研討交流，力求站在中歐兩端，通過東西方文化的溝通交融，呈現中國的種種側面。
作為“東道主”，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首席執行官顧愛樂（Axel Goethals）在論壇致開幕辭，分享對歐中關係、歐中人文交流等議題的看法。1978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之年，顧愛樂首次訪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大業，迄今他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已有46年。
近日，顧愛樂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中國學、歐洲的中國觀、中歐人文交流等相關話題，並細述對中國40餘年發展變遷的感知和體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是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的支持方之一，您如何理解中國學這一概念以及舉辦此次論壇的意義？
顧愛樂：與漢學相比，中國學研究範圍更廣，不僅僅聚焦於中文、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歷史，更關注當代中國，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現在歐洲越來越多的大學引入中國學概念，相信會打開更廣闊的視野，激發更多年輕人瞭解和研究中國的興趣。從長遠看，將促進歐中關係發展。
通過舉辦比利時論壇，希望能增進歐洲對中國的瞭解和認知。中國非常大，某種程度上不像是一個國家，更像是一個“大陸”，就連我自己也沒做到“走遍中國”。對大多數歐洲人而言，媒體報道是瞭解中國的唯一渠道，而西方媒體時常傾向於抹黑中國，這就造成對中國的認知偏差。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暴發後，人們的出行受到限制，面對面的交流一度非常困難。通過舉辦比利時論壇，也希望恢復歐中學者間的聯繫和交往交流，共同推動中國學研究。

中新社記者：1978年您首次訪華，當時中國站在改革開放的起點。46年後，中國發生的哪些變化讓您印象深刻？
顧愛樂：我見證了中國的飛速發展。中國祗用了40多年就消除絕對貧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取得巨大成就。我記得去中國一些城市出差，時隔3個月或者半年再去，會發現城市已然發生很大變化。
中國的開放也讓我印象深刻。1978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碰到的中國人幾乎都不會說英語，現在中國人在幼兒園就可以學英語。中國打開國門，讓學生努力學習英語，還將年輕學子送到國外留學，學習語言、經濟學、科學技術等，其後將所學知識付諸實踐，這些都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中新社記者：對於歐洲的中國觀，您認為存在哪些誤解和偏見？應如何糾正？
顧愛樂：我認為對中國的看法不能停留在過去，不能基於5年、10年，甚至20年前的“刻板印象”。面對中國的飛速發展，這祗會脫離現實。
中國與歐洲並不接壤，彼此離得很遠，這讓歐洲一些政客把中國當作“替罪羊”，把歐洲自身問題歸咎於遙遠的中國，某種程度上還可以散播恐慌，藉此謀取政治利益。還有一些政客明知問題與中國無關，大聲指責中國祗是為了吸引眼球。
指責和怪罪別人總是很容易，對歐洲而言，與其大肆批評中國，不如先審視和反省自己，努力改正自身問題。歐洲各地發展水平不均，歐盟制定很多倡議，事實上完全可以同中國相互借鑒。

中新社記者：作為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的負責人，您認為歐洲智庫可以為推動中歐交流與對話發揮哪些作用？
顧愛樂：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成立於1989年，致力於為歐亞各方提供建設性的對話平台。我認為智庫發揮建設性作用很重要，這意味著不祗是研究和分析問題，而是要為問題找到解決方案；意味著即使大家觀點各異，也可以開展積極對話，相互學習，共同提高。
智庫還應發揮前瞻性作用，放眼長遠，挖掘並開發新潛力。對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而言，某種程度上中國學就是新潛力，在語言、文化、歷史等漢學範疇之外，中國學有很多潛力可以開發。

中新社記者：對於促進中歐人文交流，您有何意見和建議？
顧愛樂：我認為應投入更多精力和資源，促進歐中人文交流。現在歐洲對中國的瞭解落後於中國對歐洲的瞭解，需要有意識地進行引導。
與此同時，中國高速發展為歐中人文交流提供了契機。雖然西方媒體常常抹黑中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說明中國變得日益重要，“能見度”很高。如果你在歐洲街頭同別人談論中國，大部分人都知道北京、上海等城市，可以說中國已為人熟知，為促進歐中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礎。
從長遠看，未來可以投入更多資源，舉辦中國學的世界對話等類似活動，增進歐洲對中國的瞭解和認知，即使這要花費很多時間。（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金邊6月28日電　題：柬埔寨將學習和借鑒“中國方案”

——專訪柬埔寨王國政府顧問、柬埔寨最高國家經濟委員會高級顧問梅·卡萊恩

作者　楊強 黎海月

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始終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和重要參與者、推動者，柬埔寨王國政府顧問、柬埔寨最高國家經濟委員會高級顧問梅·卡萊恩（Mey Kalyan）始終堅定地這樣認為。

這位曾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銀行合作項目任職長達20年的高級經濟學家，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中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復甦進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方案”將為發展中國家持續貢獻積極力量。同時，他就柬埔寨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如何與中國鞏固成果、開拓新的合作領域等問題分享了自己的觀點與見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如何看待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成功經驗有什麼啟示意義？

梅·卡萊恩：1974年至1984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前後，我在日本留學，通過學習和研究，對當時中國的情況有一定瞭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世界歷史上的大事件，儘管當時並非所有人都能真正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但這次改革對全球經濟產生的深遠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改革開放為當今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奠定了基礎。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銀行合作項目工作的20多年裡，我曾多次訪問中國。每次我都會驚喜地發現這個國家正在發生新的變化，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和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讓我深感震撼。

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對於柬埔寨等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和發展經驗給予我們巨大鼓舞和信心，同時也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廣大不發達或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證明，祗要堅持正確的發展路徑，發展中國家也能通過努力實現經濟繁榮。

中國的發展路徑與西方國家有著明顯不同。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通常依賴殖民主義，通過掠奪其他國家實現原始資本積累和自身經濟發展。中國則選擇不同道路，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並提供獨具特色的“中國方案”，這種發展模式更具有尊重和合作性。

中新社記者：中國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一些西方國家政客和媒體唱衰中國經濟，質疑中國經濟發展成就，你對此怎麼看？

梅·卡萊恩：毫無疑問，中國的發展對全球經濟有著深遠影響，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始終扮演著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角色。這不僅源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還因其與世界各國的緊密聯繫。聯通性是中國經濟的核心特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發展，加強了中國同沿線共建國家間的緊密聯系，這種連接是獨一無二的。

同時，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之一，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給世界留下深刻印象。中國提出2024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的預期目標，十分合理且符合經濟學規律，應看到數字背後蘊藏的底層邏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符合當下發展情勢，與許多發達國家相比這個數字已相當可觀。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一系列重要合作舉措，促進了世界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中國對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貢獻，應得到認可和尊重。

外界有一些質疑中國經濟及其發展成就的聲音，部分系源自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差異以及信息傳播的偏見和誤解。針對這些質疑，我認為中國應繼續堅持自身發展道路，保持開放包容的姿態，加強與世界各國的溝通與合作。同時，中國也應當加強信息傳播，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瞭解和認識。

中新社記者：你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它與柬埔寨現代化發展有何共同特徵？

梅·卡萊恩：中國式現代化最重要的特點是團結一致，人民達成共識，全國齊心協力，共同致力於推動國家發展。作為歷史悠久的大國，中國能够動員全體人民共同追求一個奮鬥目標，其中正確的方向至關重要，為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不僅得益於先進的發展理念，更是中國政府領導力和國家凝聚力的體現。

柬埔寨和中國在經濟體量和自然禀賦等方面差異很大，在發展路徑上存在諸多不同。但柬中兩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連接和傳統友誼，同屬亞洲文化背景，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儒、釋、道，柬埔寨是佛教國家，二者都強調合作而非對抗，強調與西方個人主義不同的集體主義，為雙方合作和相互學習奠定了思想基礎。

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更加瞭解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問題，也積累了豐富的解決方案。柬埔寨在前進過程中，可以從中國的成功中吸取經驗，發揮後發優勢，學習在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源開發和商業模式等方面的“中國智慧”。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兩國市場大小和發展階段不同，柬埔寨不能完全照搬中國模式，而是要因地制宜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中新社記者：“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為共建國家和人民帶來哪些實實在在的利益？你對下一個階段中柬合作有何展望？

梅·卡萊恩：柬埔寨是中國的友好鄰邦，柬中兩國攜手共建“一帶一路”，給柬埔寨帶來了重大變化。比如中國建設的水電站和參與援助的許多“小而美”項目，改善了柬埔寨民眾的生活條件，高速公路、橋梁、機場建設增強了柬埔寨國內及國際的連通性，為柬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力支持。

從宏觀視角看，共建“一帶一路”包含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於共建國家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具有積極推動作用，有助於促進共建國家內部及其與世界的經濟貿易和人文交流合作。

共建“一帶一路”也促進了柬埔寨和中國在人力資源與技術和思想層面的交流合作。中國每年為柬埔寨學生提供赴華留學獎學金，現在到中國留學的柬埔寨學生數量越來越多。同時，我本人以及身邊許多朋友都在學習中文。掌握語言是與中國加強交流合作的第一步。

柬中兩國將來可在科技創新和數字經濟等前沿領域開展合作，雙方在數字金融、人工智能等領域仍有巨大合作空間。作為經濟學者和科技產品用戶，我必須強調科技發展需要配套的科技倫理，為技術開發指明方向，如何讓技術更好地為提高人類生活品質而服務，需要共同探索。

我對柬中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柬埔寨將學習和借鑒“中國方案”，努力實現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目標。同時，柬埔寨也願意繼續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作出應有貢獻，與中國和其他共建國家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目標。

中新社記者：中柬自貿協定（CCFTA）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實施以來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下一步，中柬兩國如何藉助CCFTA及RCEP釋放的政策紅利促進雙邊及多邊經貿合作？

梅·卡萊恩：對於柬埔寨和其他東盟國家而言，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CCFTA的實施降低了貿易壁壘，促進柬中兩國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通，實現雙邊貿易增長。CCFTA和RCEP為雙邊和多邊經貿合作打開了一扇大門，進一步增強東盟成員國與中國以及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提供新動力。

面對廣闊的中國市場，柬埔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創造更多和更加優質的出口產品。未來兩國可繼續加強貿易便利化措施，降低貿易壁壘，簡化貿易手續，提高貿易效率。雙方還可以加強在創新科技、人才培養等領域的合作，推動雙邊和多邊經貿合作深入發展，共同構建開放、包容、普惠的經濟體系。（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