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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6月27日電　題：委內瑞拉漢學家梁中來：委中文化交流可擴展至更多區域
作者　譚馨章
今年6月，中國與委內瑞拉迎來建交50周年。50年間，兩國文化交流蓬勃發展。2023年，委內瑞拉漢學家理事會正式揭牌成立，委內瑞拉漢學家梁中來（Norbert Molina Medina）參與揭牌儀式。
近日，梁中來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作為一名專攻亞洲歷史的研究者，中國偶然進入他的生活，喚醒了他的巨大熱情，而真正打動他的，不僅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

初識中國，歷史和文化讓他激動不已

在委內瑞拉攻讀歷史學位期間，梁中來瞭解並參與洛斯安第斯大學亞非研究中心的一些工作。在這個研究中心，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占有重要一席。正是這段經歷，讓他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
2007年，梁中來畢業後加入了洛斯安第斯大學亞非研究中心。從那時到現在，通過中心開展的一些學術活動，他對中國40多年來推動的經濟改革進程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這也讓他對中國的興趣日漸濃厚。
2012年，梁中來成為洛斯安第斯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亞非地區。他以極大的熱情嘗試瞭解中華文明的起源、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世界觀以及近年來的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隨後，梁中來四次到訪中國。他說：“有很多難忘的經歷，有些經歷已銘刻在靈魂中。”作為一名歷史學教授，2015年第一次來中國時，他在北京參訪了長城、天壇和雍和宮，在西安參觀了兵馬俑，這些景點背後的歷史和文化底蘊讓他激動不已。
2018年，洛斯安第斯大學亞非研究中心成立了委內瑞拉中國研究會，梁中來任秘書長。他介紹，通過各種主題的知識探討、參與國際活動、與伊比利亞美洲相關機構建立聯盟等工作，委內瑞拉中國研究會已漸入佳境，穩步前行。
“到目前為止，我們創建了《中國筆記》《中國文化筆記本》和《委內瑞拉中國研究會圖書館》三個系列叢書，並推出30餘部作品，通過我們的門戶網站，完全免費與全球學術界分享。”梁中來介紹。

再遇中國，現代化發展讓他印象深刻

2023年最近一次來中國期間，梁中來看到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在公共服務、食品、高速交通網絡、安全、教育等增進民生福祉的領域，特別是在改善環境和大力投資清潔能源方面，他看到了諸多變化和進步，感受到了民眾生活質量的提高。
梁中來表示：“近距離觀察中國現代化進步，極大地改變了我的思維方式，不僅改變了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看法，也啟發了我對如何利用它來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扭轉貧困、技術落後和依賴性強的現狀的看法。”
在中國對研究內容和對象近距離的接觸，為梁中來在委內瑞拉繼續推進中國研究提供了動力和支持。他在洛斯安第斯大學開展了名為“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研學班，主要面向歷史學和政治學專業的本科生以及經濟學和政治學專業的碩士生，圍繞中國如何成為一個在國際舞台上影響力日益增強的新興經濟體的話題展開學術研究。目前，該研學班已更名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理解其改革開放的關鍵”，參與人員也有所增加，包括人文科學專業的博士生等。
梁中來表示，近年來，中國在許多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在科學技術領域，這反而進一步吸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從而對中國產生興趣。人們對中國感到好奇，希望瞭解中國，瞭解其取得成功的原因、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及如何應對這些問題，也有人希望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世界進行對比研究。
“總的來說，中國文化已通過其文化產業、語言教學、出口商品，甚至美食，出現在世界各地。”梁中來總結道。

展望未來，文化交流可擴展至更多區域

在委內瑞拉和中國建交50周年之際，梁中來表示：“50年來，兩國間文化交流蓬勃發展，取得了許多里程碑意義的成果，但一些成果並不被人們所熟知。”
今年，委內瑞拉中國研究會計劃推出至少三部作品，其中一部專門討論委內瑞拉與中國的關係。“藉此，我們不僅實現在委內瑞拉加強和促進有關中國的研究這一目標，同時也為西班牙語國家在這一領域開展的工作作出貢獻，以助力人們更多地瞭解中國及其文化。”梁中來說。
談及兩國未來文化交流與合作，梁中來認為，有必要加強促進兩國文化交流的不同機構和組織所開展的工作，讓這些舉措分散和擴大開來，不祗是“停留”在加拉加斯（委內瑞拉首都）或北京，而是擴展至更多區域和空間。他舉例說：“在委內瑞拉，有關中國研究的中樞不在加拉加斯，而是在西南部的梅里達和洛斯安第斯大學。再比如，在委內瑞拉，加強漢語教學是主要研究課題之一，但實際上，目前祗在中部地區實施。”
梁中來表示，政府機構有責任繼續加強在文化交流方面已達成的共識，譬如擴大交流、提供獎學金和建立聯盟的機會等。他說：“全球文明倡議有助於委內瑞拉在中國產生更大的文化影響力，對中國文化也同樣如此；同時也有利於我們這些學者，因為這將保證我們以堅實的步伐，向前推進自己的學術研究。”（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登巴薩6月26日電　題：中國儒家文化和印尼爪哇文化的“和諧”追求有何默契？

——專訪印尼和諧文化基金會會長黃願字

中新社記者　李志全

當下國際安全局勢變亂交織，如何化“文明衝突”為“文明和諧”，促進不同文明間增進交流、和睦相處？中國儒家文化和印尼爪哇文化為何都推崇和諧？當地時間6月14日至16日，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中印尼文明對話會暨第一屆和諧世界文明論壇在印尼巴厘島舉行。論壇期間，印尼和諧文化基金會會長黃願字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中印尼文明對話會暨第一屆和諧世界文明論壇，在巴厘島舉辦有何特殊意義？

黃願字：本次論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旨在促進全球各地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與合作，推動世界文明的和諧發展。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作為一個高端國際性論壇，已經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平台，聚集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學者、企業家以及社會各界代表，共同探討全球文明發展的重要議題。

印尼和諧文化基金會提出設立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中印尼文明對話會的申請，得到了尼山世界儒學中心的積極回應與大力支持。在籌備過程中，為進一步凸顯中印尼文明對話，加強和諧文化主題研討，印尼和諧文化基金會與瓦希德基金會等機構同時發起主辦第一屆和諧世界文明論壇。印尼和諧文化基金會與瓦希德基金會，致力於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理解，推動全球文明的和諧發展。這兩個基金會都在不遺餘力推廣和諧文化價值觀以及推動社會發展與和諧共處，希望通過舉辦論壇、道德教育、研討會、文化活動等方式，促進跨文化交流與合作。

在巴厘島舉辦這次論壇具有特殊的意義。巴厘島以其美麗和富有文化魅力而聞名，是東南亞地區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島上蘊含的三和諧理念（Tri Hita Karana），即“人與神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為論壇提供了豐富的內涵。在這樣一個充滿文化底蘊的地方舉辦論壇，有助於強調文明多樣性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此外，巴厘島作為一個國際旅遊勝地，有助於提高論壇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中新社記者：如何看中印尼文明對話？

黃願字：中印尼文明對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都是擁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遺產的國家，其文化都蘊含著對和諧理念與價值的肯定與追求，比如中國文化倡導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等理念。這種對話將有助於增進相互瞭解、尊重和合作，有助於加強地區和世界範圍內的文明交流和互動。

首先，中印尼文明對話可以促進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通過對話，人們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彼此的歷史、傳統、價值觀和文化習俗，從而減少誤解和偏見，增進友誼和合作。

其次，中印尼文明對話有助於推動文明間的交流和合作。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都有著豐富多樣的文化，通過對話，可以分享彼此的藝術、文學、哲學、宗教等方面的成就，促進文化創新和交流。

此外，中印尼文明對話還可以為解決地區和全球性問題提供重要的平台。通過加強溝通和合作，兩國可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貧困、疾病傳播等共同挑戰，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本次論壇吸引了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的專家學者共同就中印尼文明進行對話，對和諧文化內涵進行挖掘。論壇收到論文30餘篇，內容涵蓋儒學與中華經典的和諧思想、中華文化的和平性、中醫文化的世界意義以及印尼大道和諧文化的內涵與意義。總的來說，中印尼文明對話是促進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重要舉措。通過增進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可以為地區和全球文明交流與發展開闢新的路徑。

中新社記者：中國儒家文化和印尼爪哇文化對“和諧”的追求有何默契？

黃願字：中國的儒家文化和印尼的爪哇文化都強調和諧，這反映了彼此對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關係的重視，並且都倡導通過和諧來實現社會穩定、個人成長和共同繁榮。

在儒家文化中，和諧被視為社會秩序和個人修養的重要原則。儒家強調的“中庸之道”“仁愛”“忠誠”等方面都是為了實現社會和諧而提倡的。儒家強調個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主張通過禮儀、道德、教育等方式來實現和諧社會。

而在爪哇文化中，和諧同樣是核心價值觀。爪哇文化融合了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不同文化元素，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傳統。爪哇智慧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以及個人內心的和諧。通過崇尚“Tat Twam Asi”（你即它）的哲學思想，爪哇文化強調個體與宇宙的統一，倡導個人與環境關係的融洽。

前述提到的三和諧理念（Tri Hita Karana）就是爪哇文化的代表，它構建了巴厘島獨特的文化和社會治理體系，這種理念與儒家的和諧觀有著相似之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著相似之處。爪哇文化中的“Makarti Bhawana”，意為：心靈的和諧，強調了個人內心與外部環境的和諧，這也與儒家的內在修養相契合。

因此，無論是儒家文化還是爪哇文化，它們都認為和諧是實現社會、個人和環境健康發展的關鍵。通過弘揚和踐行和諧的理念，這些文化傳統都致力於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為社會的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

中新社記者：當下國際安全局勢變亂交織，如何化“文明衝突”為“文明和諧”，促進不同文明間增進交流、和睦相處？

黃願字：在處理矛盾和麵對競爭時，人類為何總是選擇衝突？這是因為人們往往祗看到了現實中的叢林法則和弱肉強食的一面。人類作為萬物之靈，不應以動物界的叢林法則和弱肉強食為準則。中國《道德經》中有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意在強調人類在天地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責任。如何促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共生、休戚與共、天下一家，才是生命的最高價值，也是當代智者、仁者的時代使命。

69年前，在著名的萬隆會議上，中方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終成為萬隆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既是中國的外交原則，也是被普遍認同的國際交往原則。印尼多島嶼、多文明、多宗教並存的實際，決定了和諧文明對話的必要性與現實意義。

今年6月7日，聯合國大會第78屆會議以協商一致的方式通過了由中國提出的決議草案，宣佈6月10日為文明對話國際日。此次論壇旨在推動以“文明和諧”為目標，促進文明對話和交流。面對當今社會中不同民族、宗教之間長期存在的衝突和戰爭，不同利益爭奪加劇的矛盾和衝突現狀，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超越“文明衝突”，邁向“文明和諧”，這是人類共同面臨的課題，關乎全人類的生存之道。

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是為響應聯合國開展世界不同文明對話倡議而創辦的，其宗旨是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況下，面對對抗和分裂，人類迫切需要以文明對話促進和諧共生。我們希望通過第一屆和諧世界文明論壇，通過跨越民族、宗教、思想、文化的界限，真誠地對話、溝通、探討，助力共同構建“全人類和諧共生的文明”。（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長春6月25日電　題：為何拜占庭文明是探尋東西文明交融的“鑰匙”？

作者  李強　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從東方到西方，中國古代絲綢之路見證了不同文明的和平交流，尤其是大國文明之間的互動。在這條貿易之路上，有許多充當中間商或中間人的族群，他們共同推動了歐亞大陸的交往與交流，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繁榮。其中，拜占庭文明是歐亞大陸交往交流的璀璨明珠，在當下共建“一帶一路”的背景下，其仍在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長久以來，學界都將拜占庭文明作為探尋東西文明交融的“鑰匙”。它有何特質，何以擔當這樣的重要角色？

亞歐大陸的天然要衝

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處於歐洲與亞洲的交會點，始於公元324年或330年，終於1453年，大致相當於中國東晉到明朝中期，也對應西歐的中世紀。

在1000多年的歷史中，拜占庭的版圖經歷了多次擴張與收縮，但核心地區始終穩定在東地中海地區，牢牢控制著地中海與黑海的交通要道，這使它在客觀上成為連接東西方文明的橋梁。

在主觀意願上，拜占庭文明的包容性也使其樂於與周邊的多個文明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和人員交流上保持緊密聯繫。特別是君士坦丁堡，作為帝國首都，不僅是地理上的樞紐，更是文化交流的熔爐，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學者、藝術家和傳教士。

在公元1世紀時，中國的史料中就提到了絲綢之路的西部終點“大秦”，從史料中對該地地理位置、風土人情的記載可知，“大秦”就是彼時的羅馬帝國（後分為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隨後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6世紀至7世紀才逐漸被“拂菻（lǐn）”所代替，而此時的拂菻指的就是拜占庭帝國。

兼容並蓄的多元文明

自奧古斯都確立羅馬帝國以來，希臘的古典文化便與羅馬的政治、行政等制度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羅馬帝國的發展。4世紀，拜占庭帝國在羅馬帝國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特別是4世紀至5世紀初，來自近東地區、曾遭羅馬帝國迫害的基督教，得到了拜占庭皇帝們的支持，成為帝國的合法宗教，並逐漸成為帝國的統治信仰。在此背景下，拜占庭發展出了東正教，繼而成為地中海區域的新文明中心。

雖然5世紀至6世紀時期，西歐的羅馬帝國版圖隨著476年帝國西部皇帝被推翻，而逐漸被日耳曼族群所佔據並相繼建立王國，但這些族群在政治統治上依舊遵從拜占庭帝國，法律上依舊部分延續使用帝國的法典，在文化上與帝國的原有文化發生了碰撞與融合，並逐漸走向了新的發展道路。

到了6世紀至7世紀，拜占庭帝國重心向東移，又與來自東歐、西亞、中亞乃至東亞的族群及文明交流日益密切。斯拉夫人、粟特人、阿拉伯人等族群及其帶來的異域文明元素，使得拜占庭文明呈現出更加多元的特徵。

拜占庭文明包容與共融的特點被後來的諾曼人所繼承。諾曼人不僅模仿了拜占庭文明的宮廷設置、建築風格，還將諾曼、阿拉伯與拜占庭的文明元素融合在一起，塑造了具有特色的西西里王國。這一現象證明了拜占庭文明的影響力和持久性，以及她作為一個多元文明的典範所發揮的作用。這正是拜占庭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獨樹一幟的地方。

東西文明的遙遠互動

拜占庭文明與中華文明交往交融是一幅引人注目的歷史畫卷，展現出東西方文化之間深厚的淵源與多元的互動。

從文獻記載來看，拜占庭與中國的交流有著悠久而深厚的歷史根基。早在6世紀，拜占庭旅行家科斯馬斯就詳細記載了Tzinitza（秦尼扎，指中國）的地理位置和距離等信息，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獻。而7世紀的拜占庭歷史學家塞奧菲拉克圖斯·西莫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在其著作中對Taugast（又作Taugas，即桃花石，指中國）進行了描述，記錄了與中國南北朝時期相關的史實。

同時，隋唐時期的中國文獻也對拜占庭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如裴矩在《西域圖記》中詳細描述了通往拂菻（指拜占庭）的路線，杜環在《經行記》中提及了拂菻的地理位置。《舊唐書》更對該國進行了明確和清晰的描述。此外，唐代曾有七次拂菻使團訪華的記載，這顯示了兩國之間交流的頻繁程度。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指最初傳入中國的基督教）也見證了拜占庭文明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為這段歷史互動留下了珍貴的實物證據。

除了文獻記載，出土文物也是兩大文明交流的重要證據之一。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已出土約200枚拜占庭金幣及其仿製品，這些金幣承載了兩種文明之間的互動交流關係。與此同時，許多中國出土的金銀器也展現了拜占庭的技術與風格，這些器物不僅是物質財富，更是文明之間交流融合的見證，為我們解讀歷史的面貌提供了寶貴線索。

探尋文明交融的“鑰匙”

拜占庭對中國的認知始於絲綢，早在羅馬共和及帝制時代，地中海世界就已經熟悉了東方絲綢國家及其製作的精美絲綢。儘管地中海世界也能生產絲綢，但質量遠遠不及中國。

《後漢書》記載著這樣一段歷史：“（大秦）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古波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這反映了位於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大國波斯對於羅馬和中國之間直接交流的阻礙。然而，東西方的交流並未因此中斷。

6世紀的拜占庭史學家普羅柯比告訴我們，來自印度的修士首次將蠶種帶到了君士坦丁堡，從而使地中海世界首次掌握了養蠶繅絲的技術。因此，絲綢業開始在拜占庭盛行，也正是通過拜占庭帝國，絲綢業才在西方生根發芽，並逐漸傳播到整個歐洲。

拜占庭文明另一重要貢獻是通過中國的紙張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發展。造紙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大約在3世紀，紙張傳到中亞地區。7世紀左右，波斯人的宮廷開始使用上好的中國紙張。8世紀，阿拉伯人開始使用中國的紙張，並在中亞和西亞建設造紙工廠。到了9世紀至10世紀左右，與阿拉伯世界相鄰的拜占庭，也開始使用發明自中國的紙張。

在紙張進入拜占庭之前，該地書寫材料主要是皮紙，但後者不但價格昂貴，而且時有短缺，限制了文化活動的發展。便宜、便捷的紙張不但使書籍價格變得低廉，而且可以大量傳抄，由此極大地推動了拜占庭文化事業的發展。諸如修昔底德、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等眾多古典著作家的文獻作品抄本和註釋本得以保存和延續，並在不同時期，被文人、外交官和教士等帶入西歐地區，保存在各大重要圖書館和博物館。文藝復興初期，這些書籍便成為時人瞭解和探究古典希臘文化的重要來源，進而推動了西歐文藝復興的發展。

縱觀歷史，拜占庭文明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扮演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角色，它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典範。拜占庭文明的歷史表明，通過文明的交流與合作，可以促進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有助於構建和平、繁榮的國際環境。（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上海6月24日電　題：當代藝術如何呈現“和而不同”共識？

——專訪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亦楊

中新社記者　樊中華

近五萬年前，在極其接近的時間內，人類原始藝術於全球多地散落出現，彼此隔絕卻呈現出類似的內容與表達，似乎昭示了人類藝術情感最本初的相通性。今天，文化交流之網愈織愈密，當代藝術是否亦承載人類共同的情感？背靠上萬年文化積澱，中國當代藝術如何在“傳統”與“全球化”中找尋平衡，成為匯入世界藝術海洋的一支勁流？

四年一度、被譽為國際文化藝術史界“奧林匹克”盛會的第36屆世界藝術史大會，於當地時間6月23日在法國里昂開幕。作為大會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邵亦楊參與了大會籌辦工作。近日，她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上述問題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提起當代藝術，不少人的印象是隨著全球化交流愈甚，很多藝術作品似已融貫東西、難分彼此，這樣的印象準確嗎？

邵亦楊：現當代藝術是相對原始藝術和古典藝術而言的，包括現代主義藝術、後現代主義藝術和當代藝術。回溯歷史，可以發現不同文化的借鑒融合始終是藝術發展的動力。

現代主義藝術的誕生，源於19世紀中後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至20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科技進步為人們認識、觀察世界帶來變革，同時先進科技也應用於戰爭，對人類文明和文化心理造成了巨大影響，引發人們的深刻反省。加之當時藝術經紀人和私人讚助者、私人畫廊大量出現，藝術品開始走向市場，藝術家由此擺脫了宗教勢力、意識形態的束縛，進而追求創作的自由性和藝術自身的獨特價值。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現代主義藝術具有反叛與前衛性，在形式上以抽象表現為主要特徵，在內容表達上挑戰陳腐思想，主張與傳統割裂，希望更真實地反映現實。它不再強調文化的差異性，以避免對立和衝突。現代主義運動的掀起雖以歐洲為中心，但藝術家也從非西方的民間藝術之中吸收養料，如中國和日本藝術、非洲部落藝術、南太平洋和美洲土著藝術、伊斯蘭藝術以及兒童稚拙藝術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後現代藝術興起。後現代主義源自現代主義，但又反叛現代主義，在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形成了一個短暫的過渡。它關注階級、種族、性別等人類社會的共性問題，反思現代藝術的一味高歌猛進，回看傳統並更多地觀照其他文化。但它的後工業時代背景，也使之難以擺脫商品社會以大批量複製抹殺藝術“獨創性”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整合了現代藝術與後現代藝術優勢特點的當代藝術應運而生。它在延續自現代藝術運動以來的重要核心——藝術要有普遍性，強調共性、融合性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差異性和個性。當代藝術認為，人類的情感和美好追求是一致的、共通的，但不同國家、地區的傳統文化不一樣，藝術表達也應多元化。

可以說，在語言溝通尚不能達成一致的情況下，藝術可能已先於其他方式溝通了人類情感，達成了“人類應和而不同”的共識。

中新社記者：當代藝術應如何處理人類情感“共性”與傳統文化“個性”之間的關係？

邵亦楊：當代藝術最大的特點是強調藝術可以與世界、與他者融合共通、產生交流，而不是局縮在傳統文化的角落裡敝帚自珍，它的共通性先於其差異性存在。

綜觀世界藝術史，偉大的作品各有千秋，但其關注點十分趨同，如對愛情的贊美、對和平的期盼、對大自然的珍愛、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思考、對人性黑暗面的探究等，都是生活在不同時空下的人們所共有的議題。

在共通性之下，不同國家、地區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有其個性的表達方式和傾向。就同一國家或地區而言，相同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基因會使藝術家的表達產生某種相似的感覺，但個性仍舊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就當代藝術而言，“東”“西”之分過於籠統，每個藝術家都在將自己的個性、文化傳統融入人類共通的情感和表達中，由此實現個性與共性、傳統與現代、各國與世界的水乳交融。

而就藝術創作而言，越是與新事物接觸，人的感知力和創造力就越強。因此，全球化的交流與借鑒，反而會激活藝術家的傳統記憶，並使其進一步將傳統與新事物進行結合、創造。所以，當代藝術必然要向外看，向前走，接受其他文化，才能激活自身傳統。

中新社記者：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傳統藝術語言，中國應怎樣用自己的藝術語言與世界交流？

邵亦楊：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豐富且強大，如書法水墨傳統是中國最鮮明的藝術語言之一。但一國的藝術語言要與其他國家、地區的藝術接觸和交流，才能在世界上形成影響力。

肇始於20世紀初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明顯吸收了中國水墨畫的藝術語言。但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藝術都是被動輸出，沒有主動與世界藝術交流，因此即便不少抽象表現主義作品呈現出中國水墨藝術的特點，卻很難讓西方承認它對世界藝術產生了影響，反而中國的當代水墨藝術被認為吸收了抽象表現主義的內容。相較之下，19世紀，日本曾與歐洲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和貿易交流，其間日本藝術經歷了吸收、融合、創新，反向影響了西方藝術，世界藝術史也承認日本浮世繪對歐洲印象派、後印象派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顯然，開放與交流是讓一國藝術語言為世界所認知，並在互鑒學習中發揮影響力的前提。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頂級藝術大師常玉、趙無極等，與國外畢加索、馬蒂斯等頂尖藝術家和畫廊有所接觸，參與西方最前衛的藝術運動，將中國藝術傳統帶給西方。這些交流，對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國傳統藝術的發展非常重要。例如，油畫家出身的趙無極，出國後在抽象表現主義畫派中反觀並領悟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獨特魅力，將水墨畫筆觸、元素融入油畫，並受賽·托姆佈雷等抽象藝術家的啟發，將中國的古文字加入油畫，在當時很前衛。

藝術要走向世界，不能一味抱守傳統，或提取一些模式化的元素來迎合外界喜好。一方面，藝術作品帶給人的衝擊是多元的，很難說某一種或幾種元素一定能被他人接受；另一方面，過於強調某些民族元素，會使本民族的藝術成為一種不合主流的“異域情調”，而沒有一個民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希望被定性為這樣的“少數派”。文化是流動的，不然就是一潭死水。

中新社記者：在藝術表現形式愈加多樣的當下，中國的當代藝術如何向世界呈現一個多元立體的中國？

邵亦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內文化環境逐漸寬容和國際藝術交流不斷增加，中國出現了新的藝術運動，當代藝術進入蓬勃發展期。很多中國藝術家已在國際藝術界嶄露頭角、發揮影響力，他們的作品既表達對中國傳統的熱愛，也具有反思性與批評性，大量作品進入國際視野，與世界當代藝術交融。

例如谷文達的“聯合國”系列作品，揭示了文化的混雜性和文化交流時可能出現的誤讀與融合；徐冰關注現代進程中的中西文化衝突，作品《天書》一方面以尊崇的態度展示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古典美，另一方面以達達的態度諷刺了現代政治和文化中的某種虛無與荒謬；徐震的裝置《徐震超市》，則對全球化消費社會進行了富於幽默感的批評。

可以看出，中國當代藝術的表達將傳統與現實相結合，從地區性、個性中洞察人類共性問題，通過藝術創新進行反思與批評，這也是世界當代藝術的共同特徵。幾乎所有世界知名的現當代藝術家，都是在其所處的時代中敢於發出先聲、具有反思精神的人。可以說，一部現代藝術史，就是一部人類思想的創新史。

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藝術史學者正深度參與國際性會議，主動融入全球藝術交流，深入研究藝術史和藝術理論，這也讓世界不斷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藝術的認知。（完）

中新社深圳6月24日電 題：文明互鑒和文化自信何以並行不悖？

——專訪著名學者、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

中新社記者　索有為

著名學者、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曾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年近八旬的他於2024年3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重操舊業”的葛劍雄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暢談中外圖書館的異同與進步、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性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等議題，強調在文化自信的同時，東西文化應互相尊重，實現美美與共。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圖書館館長是一所大學的重要學術崗位，您在年近八旬之際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圖書館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中外圖書館能給彼此提供哪些借鑒？

葛劍雄：一個大學、一個好的圖書館，不僅僅要有書、告訴大家這本書在哪裡，還要告訴大家某個學科的學術前沿是什麼，最新學術動態是什麼，最新的資料在哪裡，怎麼去檢索……這就要求圖書館必須有一批專業的學科館員。

圖書館不僅是一個藏書、找書、看書的地方，還應該是全校一個信息、動態、思想、觀念集中的地方，而且要有新功能。我們要創新，給圖書館提供更好的條件，讓有限的資源、有限的空間更好地發揮作用。

沒有哪一個圖書館是十全十美的，圖書館有各種功能，有專業的圖書館，有公眾的圖書館，也有適合各個不同層面的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應該有它自己的特點。另外，現在各方面發展太快，即使在今天認為很理想的，可能明天就不是了，所以圖書館要根據社會的發展作出不同的調整，從這個角度講，我想最理想的圖書館祗是在我心目中間，現在還沒有。

1985年，我第一次到美國哈佛大學的圖書館，後來也到其它大學圖書館，發現他們和我們的圖書館有很大差別。

我們當時的圖書館任務是把書管理好、保管好。比如古籍不讓看、不讓複印，拍照擔心閃光，也不可以。而美國圖書館的概念是每一本書最好都能來看，服務好讀者，讓書盡量地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的圖書館條件之前太差，經過改革開放，館硬件有非常大的進步。像我們學校這樣的圖書館，和現在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學、一流城市相比，我們都當之無愧，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圖書館理念也已改變，就是著眼於為讀者服務。當然，圖書館真正的理念、在人文方面的提昇以及新功能方面還是很不够的。

各種圖書館要根據不同的功能，實現很好的匹配互補。比如要求高校圖書館都要向公眾開放，這是混淆概念。特殊情況下，公共圖書館做不了的時候，在某些地區或者在某個階段，專業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為公眾開放，是一種彌補。在正常情況下，這兩者要區分開來，不然就造成資源的浪費；還有要求大學圖書館24小時開放也是沒有必要的，個別的特殊需求可以用特殊手段來安排。

現在大量電子資源在網絡上都可以找到，但很多人不會去利用。所以現在對圖書館資源合理利用、資源共享才是最重要的，圖書館永遠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中新社記者：對於一個合格的大學生來說，歷史知識應該掌握到哪種程度？

葛劍雄：美國很多大學無論學什麼專業，在本科必須學兩門課。一門是歷史，一門是藝術。藝術是提昇人的精神境界、審美觀念。很多人都不明白歷史是什麼，歷史是後人對前人前事有意識地選擇性地記錄。比如清朝皇帝的史料就有很多。如果不選擇，一般人不但看不懂，也沒有時間看。那用什麼來選擇呢？用我們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來選擇。

很多人誤解學歷史就是要知道一些知識，知道一個過程，其實學歷史主要是有助於確立正確的歷史價值觀，所以它的重要性超過其他學科。

中新社記者：您是歷史地理學的權威，請您談談如何樹立起“世界中的中國”的概念？

葛劍雄：很多人誤以為歷史地理是既研究歷史又研究地理，但歷史地理不是歷史加地理，而是歷史時期的地理。中華文明怎麼產生的呢？離不開當時的地理環境。你看當初曾經滿天星斗，各地都出現文明曙光，比如良渚文明，但是其他的文明曙光之後都暗淡甚至斷絕了，祗有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襄汾陶寺遺址等，之後發展到河南偃師二里頭。為什麼呢？是因為這塊地方當時是最適合人類生活、生產、生存的。黃土高原和黃土衝積的平原，土壤疏松，沒有茂密的植被，容易開發成農田，而且它連成一片，這個管理成本很低。最後這裡成為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發展的核心，並且向四方擴展。所以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我把它歸結為兩條主線：一條主線就是不斷地適應地理環境、利用地理環境，一定程度上改造地理環境，這樣保證人類的物質文明。另一條主線就是從精神上成為人，不斷地產生人性，鞏固人性，來剋服獸性、生物性。但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都不能離開當時的地理環境。

到了今天科學技術發達，如果人們能够順應地理環境，還是可以起到最大的效應。比如深圳，靠近香港，對外開放容易，這就是人文條件。又比如“一帶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要發揮海運的優勢，這離不開地理條件。一定程度上人們可以剋服地理環境的障礙，但是利用它的話不是更好嗎？包括竺可楨對歷史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第一階段靠考古資料，第二階段靠物候資料（主要是歷史地理），第三階段靠方志，也主要是運用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所以歷史地理學科未來對人類應該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一直強調中華文明是獨立發展的，這不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有什麼特異功能，而是地理環境所決定的。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環地中海周圍發展的，早期的印度文明基本上受希臘文明影響，而中華文明的確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原因就是地理障礙。印度靠中國最近，也隔著喜馬拉雅山、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和印度洋。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找不到同其他文明進行有效交流的途徑，所以很長時間內中華文明不瞭解希臘、羅馬、埃及，希臘、羅馬、埃及同樣也不瞭解中華文明。

但另一方面，人類之間必然有交流的需求，更主要有一種深層的需求。總有人認為我們祖先怎麼不開放，開放的動因是什麼？其實祗有真正的需求才是動因。比如絲綢之路，張騫出使西域是偶然的，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貿易，但絲綢傳出去之後外界就有了貿易的需求。中國對海洋也沒有需求，古代海洋對中國而言就是“漁鹽之利”，打魚、曬鹽，但鹽實際上也不是全靠海洋的，即使我們今天中國人食用的鹽中，海鹽祗供應5%，其他鹽來自內陸的鹽礦。對海洋真正的需求是航運，但古代中國並不需要。要知道在古代中國的確可以不需要世界，而世界需要中國。

所以我們現在兩種傾向都要防止，一種認為中華文明是完全同外界沒有聯繫的，不是這麼回事。最早的小麥、黃牛、綿羊就是外界傳入的，青銅冶煉技術也是巴比倫人傳過來的，後來物質上傳播過來更多，佛教也是外面來的，並不是絕對封閉的。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確是長期沒有開放的意願和需求，這也是事實。到了今天，我們就要知道，面對當今世界，中國不開放是不行的。

除了價值觀念，從思想上我們至少要瞭解人家。我們在文化自信的同時，也要文明互鑒。今天我們的開放，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需求。

中新社記者：從史學家的角度出發，您認為當下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鑒應該著重哪些方面，又該注意哪些問題，以更好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葛劍雄：世界上各個重大文明，都有值得借鑒學習的地方，文明互鑒、文化互鑒和文化自信應該是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片面地強調自信而沒有互鑒，會變成一種自戀、自我封閉、自娛自樂。因為任何一種文明、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適應特定的時間空間，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不但接受它，還把它變成中國文化一部分，所以文明的交流融合是廣泛的。但是對哪些應該接受，這是有選擇性的，中國從來沒有對哪個文明照單全收。對於文化自信這個概念，我的理解其實是文明自信。因為中華文明是我們以往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總體一定要自信。但不是說我們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優秀的，要認識到具體的文化各有千秋，這樣我們才能够真正自覺地產生一種文化自信的概念。

這就是費孝通先生生前所倡導的：首先各美其美，大家都是文化自信；然後是美人之美，真心誠意地理解、贊美、欣賞其他文化的美；最後達致各種文化美美與共。大家都本著這樣的態度，既有文化自信，同時尊重其他文化，叫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個天下大同當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一，而是大家和諧包容。祗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够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離不開價值觀，離不開精神。（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電　題：熟悉彼此，實現更好的跨文化理解

——專訪西班牙智庫知華講堂主席羅薩·塞爾維拉

作者 官逸倫

“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近日在布魯塞爾舉行，西班牙智庫知華講堂主席羅薩·塞爾維拉出席並致辭。塞爾維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表示，中國文化雖然與歐洲文化有著不同根源，但通過熟悉彼此，應當能够實現更好的跨文化理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是如何與中國結緣的？

羅薩·塞爾維拉：1992年聖誕節假期期間，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我哥哥作為一家鋼鐵公司的西班牙代表在香港工作，我們全家去那裡旅行。從那一年起，我被中國所吸引，經常來華旅行。我曾在歐洲和美國生活過，對那裡也很瞭解。中國與歐洲國家、美國的鮮明對比是如此迷人，讓我以一種新的方式思考和理解世界。2000年，我作為一名建築師開始在中國工作。此後幾年裡，我多次來到中國並在上海、杭州、北京、香港等多個城市長時間停留。

中新社記者：您在中國和西班牙都從事過建築設計工作。在您看來，兩國建築文化有何異同？

羅薩·塞爾維拉：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建築與西班牙歷史上的重要建築有很大不同。它們源於兩種不同的哲學基礎，體現出對世界、對人類在世界中的作用等方面的不同理解。由於在構圖和空間概念、建築材料、建築系統、規劃方法以及建築與自然空間關係上截然不同，中國建築與西班牙建築呈現出不同特點。

不過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建築已經採用了一種“國際風格”。中國幾十年前就開放了國際交流，允許國際建築師在中國工作，也允許年輕的中國建築師到國外接受培訓。這種快速的全球化進程對中國建築產生了重大影響。

我的設計理念深受自然啟發，並在參加中國的建築設計比賽時應用和精進。中國對自然擁有深刻理解，我從中國瞭解到，建築如何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從那時起，自然愈發成為我建築設計靈感的來源。我的目標是向自然形態學習，欣賞其美與效能。我認為，高品質中國建築的特點包括對自然和建築材料的敏感度以及非凡的景觀設計能力。

西班牙的藝術和建築也令人感到自豪，這既包括歷史的，也包括當代的。我很榮幸有機會在這兩個國家設計建築作品。

中新社記者：知華講堂為本次論壇提供了支持。作為知華講堂主席，您如何看待中國與西班牙的交流對話？

羅薩·塞爾維拉：西班牙和中國是兩個有著豐富歷史的國家，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進行廣泛貿易是兩國一段重要的共同歷史。知華講堂的主要目標是促進西中關係、增進兩國相互瞭解、展示中國的文化豐富性。我認為現在是在西班牙推動中國研究、發展兩國關係的好時機，知華講堂也正在推動包括第八屆“知華講堂獎”在內的各種活動。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過：“我們的任務是尋找不同文化間的最大共同點，促進相互理解。”在您看來，中歐文化間的最大共同點是什麼？我們如何才能發現不同文化間的最大共同點？

羅薩·塞爾維拉：東西方擁有不同的文化，這些文化在上千年的進程中塑造了不同的思維方式、社會結構、社會觀念和治理體系。但我們都是人類，我們都居住在地球，我們面臨同樣的現實挑戰和未來不確定性。在這個相互聯繫的世界裡，理解與合作是必需的。要實現這一點，首先我們必須熟悉彼此，理解我們解釋社會行為的深層哲學基礎，並努力尋求共同點。

歐洲文化作為西方文化的核心，建立在尊重、尊嚴、平等和正義等倫理價值的基礎上。同樣，中國文化雖然有著與歐洲文化不同的根源，但也堅持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因此，在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上找到共同點以實現更好的跨文化理解應該不難。（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電　題：中國與歐洲需正確認識彼此，相向而行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

作者 崔白露

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近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論壇期間，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以“對中歐政經關係的合理認知”為題發言。日前，他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中歐經貿關係、歐洲人的中國觀等話題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的主題為“中國學和歐洲的中國觀”。在您看來，歐洲人的中國觀是如何塑造的？

崔洪建：歐洲人中國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從歷史維度來看，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都是歷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兩大文明的相遇，經歷了曲折而複雜的歷史過程，既有過彼此陌生和相互抵觸的階段，也有過包容互鑒的時期。

傳統深厚的歐洲漢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歐洲人的中國觀，但內容比較雜糅，既有歷史上歐洲人對遙遠東方“神秘國度”的好奇和想象，也有在歐洲殖民和宗教擴張背景下形成的對東方大國“落後閉塞”的形象，具有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色彩。顯然，形成於特定歷史時期並源於不對稱交流的歐洲漢學研究，已無法完整認識和理解現代化的中國。可以想見的是，歐洲人的中國觀如果不能擺脫不合時宜的陳舊認識，不能與時俱進並推陳出新，在遭遇現代中國時就難免陷入方枘圓鑿、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境地。也顯然，歐洲人中國觀的更新需要適應並體現時代特徵，更需要在平等交流、深入對話的基礎上去加以實現。

我認為，此次論壇以“中國學”為題而不用歐洲人更熟悉的“漢學”，就是希望通過深入對話交流，幫助歐洲打通歷史和現實維度之間的梗阻，逐步建立起更完整、全面、客觀的中國觀。在這一過程中，保持高頻率、高質量的中歐對話不可或缺。

中新社記者：中歐是推動多極化的兩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兩大市場、倡導多樣性的兩大文明，中歐關係發展變化影響世界，但中歐關係也相對複雜，近來在歐洲內部出現一些對華“去風險”的聲音，同時也有加強中歐對話的呼籲。造成這一複雜情況的原因是什麼？

崔洪建：當前中歐關係呈現出的複雜性與發展的階段性有關，歐洲的對華認知變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25年將是中國與歐盟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五十周年。近50年來，中歐關係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從建交之初到21世紀初，中歐雙方都將對方視作重要的發展機遇，聚焦於經貿合作。彼時全球化方興未艾，中國改革開放大幕開啟。在歐洲看來，中國是一個有無限潛力的大市場，具備各種優質的生產要素；在中國看來，歐洲是發達國家最集中的地區，既有豐富的工業化、現代化經驗，也有先進的技術和資金。中歐之間在發展上的相互需要，很快形成經濟合作上的優勢互補，雙方均從經濟全球化和雙邊合作中受益。這一合作共贏的相互認知，也成為中歐關係從經濟夥伴提昇為全面戰略夥伴的重要基礎，雙方不僅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共生關係，也增進了政治互信、深化了人文交流。

近年來，隨著國際格局和地區形勢的深刻複雜變化，歐洲對華認知受到內外因素影響。一方面，歐洲將外部環境變化解讀為“地緣政治回歸”，歐盟機構和部分國家刻意將中國視為“地緣政治挑戰”；另一方面，近10年來歐洲遭遇民粹政治回潮、經濟復蘇乏力、社會矛盾上昇等內部挑戰，在面對經濟社會穩定、國際影響力提昇的中國時自信心下降，中國也隨之被塑造成所謂歐洲的“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在此背景下，一些歐洲人將中歐關係看成所謂的“零和博弈關係”。在他們眼中，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歐洲則是全球化的“失意者”。中國成了一些歐洲政客和輿論轉移內部矛盾的“靶子”。所謂對華“去風險”政策，其實就是歐洲面對內外形勢變化的一種錯誤反應，既違背了中歐關係發展的基本原則和客觀規律，也有意忽視了中歐關係發展的成功經驗。

中新社記者：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中歐之間應如何實現有效對話，增進相互理解？

崔洪建：50年前，中國在歐洲人眼裡更多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大市場，隨著中國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巨大變化，不僅在政治上更加自信，在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在國際社會也更具影響力，原有的歐洲中國觀已難以解釋和容納這種變化，歐洲人在面對中國時的心態也變得更微妙和複雜。

但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共同承擔的重大責任面前，中歐需要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不斷克服相互認知中的不適應，盡快形成積極、理性的新認知。雙方不僅要堅持被歷史證明的正確原則和寶貴經驗，包括加強交流、促進合作、妥處分歧、管控競爭等，還要在尊重現實、包容變化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的相互尊重。具體來說，需要通過以下兩個途徑實現上述目標。

一是重啟對話。近年來，經歷疫情衝擊，中歐減少了面對面交流，為一些虛假信息和錯誤認知留下了空間。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中歐需持續保持並提昇各領域、各層級的對話交流，不斷為人員往來、人文交流提供便利條件。

二是重塑認知。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需要與時俱進，根據新的變化重建對彼此的積極認知，同時理性務實有效地管理對彼此的預期。

此次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的舉行，其意義就在於推動中歐雙方在歷史、現實與未來交匯處重建積極的相互認知。

中新社記者：經貿關係一直是中歐關係的壓艙石，歐盟委員會日前宣佈擬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是否會影響中歐經貿關係和整體雙邊關係？雙方應如何更好地消弭分歧、合作共贏？

崔洪建：當前，中歐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日均約有25億美元的商品貨物在中歐間流轉。中歐經貿關係中存在一些摩擦很正常，尤其是在合作日益緊密的當下。

此前，面對類似的經貿摩擦，中歐雙方秉持不因局部問題影響經貿合作大局、以對話協商妥善處理摩擦糾紛的原則，成功避免了雙方經貿摩擦走向所謂“貿易戰”局面。

不過，此次歐盟委員會擬對進口自中國的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其對華認知和政策邏輯已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國在綠色產業的技術和產能優勢給歐洲企業帶來了競爭壓力；另一方面，歐洲在政治觀念和經濟政策方面出現了日益強烈的保守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將經貿摩擦上昇為所謂的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挑戰。在中方看來，這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認識，本質上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背離了世界貿易組織倡導的多邊貿易規則。

當前雙方的經貿摩擦還處在第一階段，仍為妥善解決糾紛留有窗口期。中方一方面為避免歐方誤判形勢，提出了相應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積極尋求與歐方的平等對話和磋商，力爭顧全中歐經貿合作的大局。

在距歐方終裁尚余的幾個月時間裡，需要中歐雙方拿出足够的勇氣和智慧，讓經貿關係重回對話合作的正軌。尤其是歐方要盡量克服其內部民粹主義或保護主義的思維和邏輯，忠實於自己一直宣稱的自由和公平貿易原則。如果雙方能坦誠交流，真正從維護共同利益和務實合作角度出發，完全可以妥善解決眼前這場經貿摩擦，避免給中歐經貿關係和整體雙邊關係帶來更多負面影響。

中歐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雙方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合作是主流。當前，在變局中如何更好把握合作原則、維護雙方共同利益，是需要中歐雙方共同回答的關鍵性問題。珍視雙方過往合作所帶來的有益成果，堅持務實合作方向，有效管控競爭分歧，改善相互認知，增進相互理解，中歐關係就會迎來更美好的前景。（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吉隆坡6月21日電　（中新社記者 陳悅）舞獅早年隨華僑漂洋過海來到馬來西亞，如今已成為廣受當地各階層、各族裔歡迎的民俗。有“馬來西亞獅王”之稱的蕭斐弘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談及舞獅在馬來西亞走過的發展歷程，舞獅為何能得到馬來西亞社會的廣泛接受，及其眼中舞獅所蘊含的文化傳統與精神內涵。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數十次獲得馬來西亞及世界性舞獅比賽冠軍，被譽為馬來西亞“獅王”。在您看來，舞獅運動目前在馬來西亞發展如何？

蕭斐弘：我年近70歲。60多年前，當時的生活沒什麼其他娛樂，所能接觸的都是一些中華民族傳統草根文化，包括舞獅在內的中華戲曲、中華功夫等傳統文化為馬來西亞華僑華人提供了最多的休閑娛樂。

我初次接觸舞獅是在華僑華人的春節。當時還是小孩子的我覺得舞獅“很威武”，立刻被打動。年齡稍長後，我就投入到舞獅工作，並從此沉迷其中，有幸與馬來西亞舞獅文化共同走過50多個春秋。因此，相比所謂的“獅王”稱呼，我更願意被稱為“獅痴”。

舞獅很早就隨著華僑下南洋，在馬來西亞落地，並一直在民間傳承。在早期，舞獅局限在華人社會中，且主要是在春節等節慶上扮演“烘托氣氛”的角色。進入20世紀70年代，舞獅在馬來西亞社會逐漸走出原有的“圈子”，開始全面發展。

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很多華人社團和華人文化工作者開始有意識地積極發展與推廣華人文化。舞獅作為華人文化的重要內容，迎來大發展的時代。尤其是當時華社創辦了很多舞獅比賽，這無疑成為舞獅在馬來西亞發展的一大動力。舞獅比賽的普遍舉行，不但吸引更多青年投入到舞獅中，也推動舞獅界開始訂立相關條例、規則，令舞獅在馬更加規範發展。

隨著舞獅在馬來西亞的發展和普及，舞獅的文化價值和觀賞性也受到華人之外的馬來西亞各民族的普遍肯定。不少馬來西亞其他族裔民眾，也開始在重大活動和節慶儀式上請來舞獅助興，還有很多其他族裔民眾投入到舞獅運動中。我的弟子中有華人，也有馬來人、印度裔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

馬來西亞政府也日益重視舞獅。馬來西亞教育與體育機構均與舞獅界開展合作，教育機構甚至還把舞獅精神寫入學校課本。

可以說，舞獅在馬來西亞社會已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可，成為跨族裔的文化財富。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舞獅為什麼能在馬來西亞獲得廣泛歡迎？

蕭斐弘：在我看來，舞獅講究形神結合，方能真正打動觀者。

所謂“形”，首先就是獅頭的外觀。好的獅頭，生動傳神，很好傳達出百獸之王的威武。

其次，就是舞獅的外在技藝，舞獅者通過自己的表演，表現出“喜、醉、怒、睡、醒、靜、動、驚、疑、怕”等雄獅百態，並注入表演者的感情。

所以，舞獅僅從視覺效果而言，外觀和技藝展現就能“吸睛”，讓他們沉浸其中，喜愛非常。

所謂“神”，在我看來，則是舞獅技藝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我認為，要成為一個好的舞獅表演者，需要具備“八德”，即“忠、正、毅、勇、智、誠、和、禮”。比如“忠”，就是熱愛國家。舞獅活動，祗有在太平歲月、繁華盛世才能興盛。因此，每一個舞獅者一定都發自內心期盼國家繁榮強大、團結安定、社會和諧，這同時也是“八德”的和。又如“勇”，就是坦然面對挫折的勇氣；“毅”是保持恒心和毅力；“正”是分辨是非，學習獅藝者，不但要具備這些基本心態，還應該把它外化為生活之道。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在推廣舞獅的同時，就注重向馬來西亞其他族裔宣傳舞獅的文化內涵和精神理念。時至今日，舞獅在馬來西亞被認可，高樁舞獅還被列入馬來西亞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對舞獅觀賞性的認可，也是對舞獅文化內涵和道德價值的認可。

而且，舞獅所體現的這些文化內涵，是具備普世性的，因而不僅在馬來西亞社會，在世界範圍內都被越來越多人認可。我有一位來自西班牙的弟子，在馬來西亞學習獅藝後回到西班牙繼續推廣，獲得當地民眾歡迎。當地很多機構還專門邀請他去主講“獅藝八德”。

中新社記者：馬來西亞舞獅界在傳承舞獅傳統文化的同時，又有哪些創新與發展？

蕭斐弘：舞獅無疑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我們在發展舞獅時，既不可能忘記其來源，也會堅守舞獅的文化來源和精神情懷。馬來西亞舞獅界還很重視對傳統舞獅的整理和規範，做好傳承工作。以我個人而言，我創作了一套規範的醒獅鼓譜、舞獅功架口訣，並撰寫了獅藝書籍《獅論》一書用於教學。

另一方面，在堅守傳統的同時，舞獅也要與時俱進，在形式上不斷創新。畢竟，保存傳統若變成“保守”傳統，任何文化都得不到發展。

高樁舞獅是馬來西亞舞獅界對舞獅的一大創新，現已被列入馬來西亞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馬來西亞早期的舞獅，同樣也是傳統的平地舞獅；後來，隨著舞獅比賽的普遍舉行，表演者就融入越來越多的創新，先是開始使用器材，再發展到高樁舞獅。高樁舞獅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反復探索的過程，最初的樁是矮樁，大概祗有1米左右高；後來，樁越來越高，甚而高至6米多。但過高的樁不便於觀眾欣賞，對表演者也存在風險。經過探索，我們最終確定了高度較為適中的樁。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前往世界各地參加國際比賽，汲取中國和其他國家舞獅同好的意見，最終在將高樁舞獅進一步完善的同時，也將它推向世界。

此外，馬來西亞的舞獅過去主要用南獅，獅背比較長，不易於表演者發揮。我們在實踐中將獅背改短，從而加強了舞獅的觀賞性。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與馬來西亞舞獅界未來在傳承舞獅文化，向世界推廣舞獅文化上有哪些可以攜手合作的地方？

蕭斐弘：中國在舞獅技藝和舞獅推廣上具有更豐富的經驗和更大的成果，這是值得馬來西亞舞獅界借鑒的。

我從20世紀90年代起，就多次赴中國進行交流，與中國同好的互動十分頻密，合作十分密切。

我想，兩國舞獅界都應有共同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去發展舞獅、向全世界推廣舞獅，自然在未來會有更廣闊的合作空間。（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