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3月21日電 題：19世紀義大利漢學先驅如何“看見”中國？——專訪世界漢學大會理事會青年委員範狄 中新社記者 鐘旖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義大利早期漢學代表人物利瑪竇以跨文化視野為歐洲認識中國奠定重要基礎。此後，義大利漢學逐步從宗教依附走向學科獨立，推動著歐洲對中國的認知不斷深化。
除了利瑪竇，義大利漢學如何“看見”中國？這一方式經歷了怎樣的變遷？近日，世界漢學大會理事會青年委員、義大利青年漢學家範狄(Dario Famularo)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選擇研究歐洲漢學史，尤其以19世紀義大利漢學作為核心研究方向？
範狄：這源於一場自我反思。2013年我首次來華，在廣州交換學習期間遊歷百餘城市，看到了書本外的中國。這引發我思考：幾個世紀前到訪中國的義大利先驅，是如何理解中國並與之相處的？研究過程不僅是學術探索，更是一種自我認知的追尋。
我發現，19世紀的義大利漢學家們具有鮮明特色。他們不再是單純的傳教士群體，更多的是教授、學者，服務於義大利統一後新興的學術機構。他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自覺意識，既為新興國家建設貢獻力量，也積極推動意中文化對話。“漢學”隨之完成世俗化和學術化轉型，進入大學課程，成為獨立學科。
我希望以這些先行者為參照，更好地擔當起今日“文化擺渡人”的角色。
中新社記者：相比法、德、英等國，19世紀義大利漢學發展有何特點？
範狄：有觀點認為，義大利在19世紀失去了在歐洲漢學中的“領先地位”，我認為這一判斷較為片面。
事實上，19世紀是漢學走向制度化的關鍵期。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漢學正是在此階段成形，並影響著當代漢學研究的方法、問題和視野。
與同時期法國重文本考據、德國重哲學思辨不同，義大利漢學呈現出“不評判”的謙遜與務實，走出一條“實踐導向”之路。這一傳統可追溯至馬可·波羅，其偉大之處在於客觀地觀察、記錄，不對中國作主觀評判。
同時，19世紀歐洲漢學呈現“高度國際化”特徵。義大利學者與各國同行密切交流，共同塑造現代漢學雛形。
簡單地以“領先”“落後”評判，既不符合史實，也無助於理解當時知識流動的複雜性。
中新社記者：義大利漢學發展有哪些獨特篇章？
範狄：義大利漢學發展有一條近八百年未中斷的傳承脈絡。這條脈絡上閃耀著幾個獨特篇章。
脈絡始於13世紀的馬可·波羅，他雖非漢學家，卻以務實態度為後期的義大利漢學奠定基調。
16至17世紀，利瑪竇開創“適應性”傳教策略，成為跨文化對話典範。同時代的衛匡國，則用《中國上古史》《中國新圖志》讓歐洲首次系統瞭解中國的歷史和地理。
這中間有一個常被忽視的史實。由於當時在華傳教士需向羅馬教廷彙報，所有關於中國的資訊都要經過義大利，使義大利成為歐洲瞭解中國的“資訊樞紐”，涵養了漢學土壤。
18世紀，“中華書院”(Collegio dei Cinesi)誕生於那不勒斯。作為培養中國籍神父的修道院，書院非嚴格意義上的漢學中心，卻首次在歐洲形成有組織、可持續的中國人生活社群。他們既是學生，也是中國文化的鮮活載體。
19世紀義大利統一後，佛羅倫斯成為新的漢學中心。塞韋裏尼(Antelmo Severini)等學者在高等研究院開啟系統的中文教學和研究。學者們不再服務於教廷，而是以世俗學者身份推動意中文化對話。
令人振奮的是，這一脈絡延續至今。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19世紀義大利漢學家的研究實踐，對當下有何借鑒價值？
範狄：研究他們的著作，最打動我的是他們深植於自身時代，而非僅為“知識獵奇”。
縱觀塞韋裏尼、普意尼(Carlo Puini)、安德烈奧齊(Alfonso Andreozzi)等人的研究，他們不是純粹的“文本考據”，而是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義大利統一前後面臨國家建構、世俗化、現代化等系列挑戰，中國成為激發他們思考的鏡子。
如，19世紀中前期義大利集中面臨瘟疫與蝗災困擾，安德烈奧齊把漢學研究延伸至科學領域，將中國的天花防治、蝗蟲研究等實用知識引入義大利；塞韋裏尼則從儒家思想中看到一種不依賴宗教權威、而是通過倫理規範維繫的社會秩序，為義大利知識份子提供參照。
以史為鑒，漢學是兼具轉化力與創造力的學問。漢學家不僅傳遞知識，更作為中國文化的參與者，推動其融入全球對話，在本土語境中煥發新生。
新時代漢學研究，更應繼承這一精神，不只是做書齋裏的學問，更要直面時代命題。無論是氣候變化、數字治理，還是跨文化對話，中國文化中都蘊藏著東方智慧。當代漢學家的使命，是要將這些智慧加以提煉闡釋，以世界能夠理解的方式敘述中國。
中新社記者：立足新時代世界中國學，義大利與中國的漢學交流合作，還能在哪些方面深化，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貢獻更大力量？
範狄：漢學本質上是跨文化的學問，生命力在於開放、坦誠交流。
當下，海外漢學研究正經曆深刻轉型：從“文本中心”走向“田野實踐”，從“區域研究”融入“全球對話”。年輕一代的漢學家已不再滿足於解讀經典，更關注的是當代中國的鄉村振興、數字經濟、生態治理等發展實踐。
立足當下文明對話需求，意中漢學合作不僅要創造更多國際學術交流機會，還要轉向更具解釋力的跨學科視角。我認為，可以在以下層面尋求突破。
一是檔案深度挖掘。那不勒斯、佛羅倫斯、羅馬等地仍藏有大量未系統研究的漢學手稿、書信和教材。以中華書院早期的漢語教材和詞典為例，蘊含著早期對外漢語教學的寶貴經驗。
二是比較視野下的漢學家網路研究。19世紀的義大利漢學家們與法國、德國、英國同行有著頻繁的學術交流，研究跨國網路有助於理解歐洲漢學知識的流動與演變。
三是漢學與歐洲思想史的互動。19世紀是歐洲學科分化、現代學術體系形成的關鍵時期。漢學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如何影響歐洲的哲學、史學、語言學？這些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
四是“邊緣漢學家”的再發現。除了知名學者，諸如翻譯、商人、外交人員等“小人物”的中國敘事，同樣塑造了義大利對中國的認知，是文化交流的生動注腳。
五是漢學與世俗化進程的關係。19世紀漢學進入大學，既是歐洲世俗化進程的產物，也開啟了中國知識體系主動或被動參與西方現代學術建構的歷程。研究此過程，有助於理解知識生產如何在西中雙向流動中推動社會變遷。(完)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