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功成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香港乃至大湾区能否持续繁荣兴旺，当然也有赖于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多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从等级结构来看，人才涵盖普通人才（初级人才）、中级人才和高级人才。按照通行的人才理论与政策，现实中为我们所知的高级人才、高层次人才与本港近年来新设立的「高才通计划」中的高端人才，是称谓有细微差别，但是含义等同的概念，其英文表达大致有High-level talent, High-tier talent，High-end talent等几种形式，也都可以简称为「高才」。
无疑，高层次人次或高端人才在人才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近期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在港澳篇章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也即国际高层次人才高地的策略方针。事实上，香港为因应新冠疫情和社会事件后出现的本港人才严重短缺的困局，已在2022年年底启动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即「高才通计划」）。当前，其对象主要是全年收入达港币250万元或以上（或等值外币）的高收入人士（A类）和港府认定的一众合资格大学的那些大牌名校本科毕业生(B类、C类)。
高端人才称谓响亮，顾名思义，其所承载的含金量和光环甚至胜过本港业已存在的专才、优才。道理很简单，只有高端、高级或高层次的专才、优才，似乎才能划入「高才」这一板块。正因为如此，香港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即「高才通计划」）后，迅速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申请热潮。诚如所见，香港「高才通计划」实施以来，的确为本港经济社会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和动能，也产生了包括经济贡献在内的一些积极效应。正如一些媒体报导所述，「目前已有约14万人透过这项计划来港，政府估计，每年可以为香港带来340亿元直接经济贡献，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约1.2%」。
但是，令人担忧和迷惑不解的是，「高才通计划」实施后，也很快出现了政策效果不尽人意以及乱象丛生等诸多负面效应。据2024年《自由财经》的报导，自2022年开放「高才通计划」申请以来，首批两年期签证陆续到期，截至当年7月底，约有1万3,678名持证者居留期限届满，然而仅有7,394人按时提交续签申请，不续签的高才比例高达近一半。即使那些成功续签者当中，也仅有三分之二表示会长期居港，这就出现了大量高才入港，但是留港比例低的不利现象。非但如此，其后甚至衍生出这类高才由「抢申请」变为「抢撤离」的风潮。综合媒体的评述，总体来看，当前「高才通」计划呈现为高才「量多质不精」、工作职位供需匹配度低、留港比例不高、「抢撤离」风潮兴起等极为不利的局面。
「高才通计划」实施以来，为何会出现上述如此不利的严峻局面？一些评论将其原因归结为：一是，申请人无须先获聘用即可来港，导致许多「高才」来港后无法找到相匹配的工作职位，或有相当比例的这些高才涌入并不是自己青睐的保险行业卖保险，即出现所谓的“空降人才，人才水土不服”的现象；二是，初期审核不严，导致虚假的高才入港；三是，随着留港门槛与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以及香港近年来竞争力有所下降，因而入港的高才觉得继续在港呆下去不划算；四是，一些评论也指出，港府关于高才通的配套服务政策没有跟上来，政府在协助高才融入社区、子女教育配套、配偶就业等方面支援措施不足，影响了该类人才留港意愿。
上述这些评述见仁见智，找到了一些导致现有的高才通计划所面临的严峻局面的影响因素，不过，导致高才通计划乱象丛生且陷入困局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在于当前该计划内涵不够丰富精准、外延过窄适当。
依此来看，要加快走出目前「高才通计划」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根本的出路在于：当前的「高才通」政策的内涵要丰富精准，惠及对象的外延要扩大，这是其当下和未来改革的根本方向。
「高才通计划」制度改革方向之一：「高才」的内涵要丰富精准，即首先要界定好高才的含义，丰富其内涵，并设定好相应的甄别标准。
通行的人才理论与政策认为，所谓「高才」，主要是指那些经过长期业绩考验、实践检验，拥有与高等级贡献相匹配的高级职位职务、高级学术职称、高等级学历学位等符号特征的人才群体，相对于普通人才、中级人才，他们位于人才结构的高端。
可以发现，上述关于高才的含义，已经内在地包括高才评价的根本原则，以及相应的主要评价标准。即「高才」评价的根本原则是聚焦在做出高等级贡献、高等级绩效表现这一范畴，而相应的主要评价标准，主要归结为经过长期业绩考验、实践检验的与高等级贡献相匹配的高级职位职务、高级学术职称、高等级学位这一层面。
然而，当今本港的现实情况是，目前的「高才通计划」对象的界定标准主要局限于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高收入人士，以及港府认定具有较短工作年限（三年以上和三年以下）的合资格海内外知名大学本科毕业人士。由于这一基本评价规则，当前本港「高才通计划」在相当程度上似乎名不符实，自然就会衍生上述提到的诸多负面效应，更难以有效推动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高地」战略工程的建设。
现况还表明，社会各界对当前高才通计划的三个类别中的B类、C类的评责关注更为显要。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类别的「高才通计划」对象，实际上成为港府认定的合资格名校的本科毕业生人才的代名词。
与现行高才通政策相连结的港府认定的合资格名校，的确位于世界大学体系中的高等级大学、高端大学或高层次大学板块，自然地，这些合资格名校的本科毕业生，可以称之为高端本科毕业人才。需要加以肯定的是，那些本港认定的合资格名校的本科毕业生，有相当多的一些人士具备成为高层次人才或高端人才的优秀基础，并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中也会成长壮大为高端人才。所以，将其列入高端人才范畴在相当程度上是有较好说服力的。然而，出生于这些世界高端大学的B类和C类的高端本科毕业人才，仅可被视为总体的高才的一部分，即便加上年收入达到或超过250万元港币的高收入人才的A类，也不能代表本港所要吸引招揽的高才的全部。
从上述交代的高才的含义出发，若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容易发现，本港「高才通计划」体系还应该涵盖另一个相当庞大和关键的高端人才主力板块，他们是香港高端人才建设工程极其重要的主力军。这就是在界定好高才的含义，丰富其内涵并设定好相应的甄别标准后，「高才通计划」惠及对象的外延亟需扩大之命题。
「高才通计划」的制度改革方向之二：当前「高才通计划」的外延要扩大
在正确界定高才的内涵和基本评价标准后，需要将高才通计划的外延或政策惠及物件，扩大到那些经过长期业绩考验、实践检验的与高等级贡献相匹配的高级职位职务、高级学术职称、高等级学位这类人才群体。显然，属于这个主力板块的人才群体，正是香港高端人才建设工程需要大力吸引招揽的。
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做好这一主力板块的高端人才的招揽工作呢？
一是，除了政商界的拥有高级职位职务的高端人才外，港府有关部门需要优先加快将海内外科教机构中的那些具有高级学术职称的人才（例如，科教领域的教授级人才），纳入到本港「高才通计划」的板块中，以有力地呼应支持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工程。
二是，对顶级的高端科教人才，要合理放开年龄限制，以及不简单地用年度实际创造的经济效益数量指标来考评，而是要着重从该类人才的长远战略贡献出发，加以全面考量。
高层次人才或高端人才，特别是其中的顶级高端人才的入港，无疑会对香港的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科教事业升级，产生全面的战略性的推动力量，从而大幅提升本港的「三中心一高地」的国际地位和声誉。
三是，毕业于港府认定的合资格大学的那些名校的博士，应该纳入到高才通的遴选对象中。既然合资格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进入香港高才的遴选范畴，而毕业于这些名校的更高学历、更高学位的具有创科研究能力的博士，为何反而没有被首先纳入遴选体系中呢？这既不符合相关人才理论和人才政策，也与现有的香港入境处的高才通政策根本相违背。香港入境处关于「高才通计划」的政策档的引言部分明确指出，「高才通计划旨在吸引世界各地具备丰富工作经验及高学历的高端人才到香港探索机遇。」有见于此，将毕业于港府认定的合资格名校的具有研究生学历、经历过专门研究历程的博士纳入到高才通计划中，是完全符合香港入境处关于高才通的政策宗旨的。再者，长期的实践和事实也雄辩地说明，一些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顶尖级别的科教专家、著名政要、著名企业的领袖，有的本科学位并非来自港府所列举的合资格名校，而其硕士或博士来自上述这些合资格名校。如此看来，毕业于合资格名校的具有创科研究能力的博士，完全应该被纳入本港高才通计划的遴选体系中。
结语
众所周知，名以定事，事以验名。一项策略性的高端人才政策，当然要从根本上规避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经过上述关于高才的内涵丰富精准和外延扩大调整后的香港「高才通计划」，才是名实相符的「高才通计划」，才是能够有效规避不应该有的诸多负效应的「高才通计划」，才是能够有效服务香港国际人才高地建设的「高才通计划」，以及有效服务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和香港长期繁荣发展的「高才通计划」！！
马功成（马先标）教授简介
马功成（马先标），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土木工程学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住屋改革、体制改革与城镇化问题著名专家，以跨学科综合解读理论与政策见长。2019年提出「需设置独立的房屋局以有力破解本港居住民生难题」「广东队率先入港支持抗疫的政策主张」被港府采纳。关于建立「两房协调」的住房新体制、「公租房廉租房并轨」等政策建议，被中央政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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