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日電 題：我所了解的拉貝一家人
作者 梁怡 北京聯合大學教授、約翰·拉貝北京交流中心首席專家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一個名字——約翰·拉貝（John Rabe），再一次叩響歷史的回音壁。
2003年，我得到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基金會和中國教育部雙向資助，前往德國任3個月高級訪問學者。11月，通過一次偶然機會，我租住到了托馬斯·拉貝（Thomas Rabe）教授家中，看到了其祖父約翰·拉貝從中國帶回的古錢幣等收藏品和全部22卷日記手稿，對他在中國的情況有了更多瞭解。特別是看到5卷與北京相關的日記後，作為中國近現代史教學和研究者，我對約翰·拉貝及其家族與中國延續一個多世紀的友誼有了跟進的興趣，對拉貝精神有了更深思考。
從北京到南京
1908年8月18日，約翰·拉貝在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下車，自此開始了在中國長達30年的工作和生活。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社會遭受巨變和苦難的年代。
拉貝在北京居住17年，在天津居住6年。這期間，他結婚生子，入職西門子公司。來自哲學底蘊深厚德國的他，近乎全方位地喜愛上了中國文化。
工作之餘，拉貝帶著家人逛壇廟、宮殿、集市，遍訪京津名勝古跡，領略中國文化。通惠河畔的佛手公主墳、喧鬧的前門和隆福寺商業街、南口長城關隘、雕刻精美的黃寺和雙塔寺，他走到哪裡，便拍攝到哪裡。
拉貝有記錄和整理見聞的習慣，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心得體會分類彙編成册。5卷北京日記手稿，裝訂講究。其中4卷黃色布面封皮上用德文寫著“我眼中的北京”，內容大部分是清末民初的北京，也有少部分在天津、山東的見聞。另有1卷題為“慈禧太后最後的詔書”，記錄了拉貝在北京見證的幾件重大政治事件。每卷書的封面都畫著一隻代表族姓的烏鴉。在北京得到穩定的工作，又參與電訊台在北京的建立、有軌電車在北京的開通，這些都纍積成拉貝對北京、對中國人的特殊感情。
記錄和整理的習慣又延續到拉貝在南京的7年之中。特別是他對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的圖片記錄，為戰後審判日軍戰爭暴行提供了有力證據。
危難時刻，大愛擔當
1937年日軍攻陷南京時，拉貝毅然承擔起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之職。他滿城奔走，多方交涉，拯救那些命懸一線的普通南京市民的生命。
拉貝帶領委員會的國際友好人士進行國際援助，其中有拍下日軍暴行的委員會委員約翰·馬吉（John Magee）、冒險把膠片帶出南京的委員會總干事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南京金陵女子學院的管理人員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等。他們所建起的南京安全區，面積約3.8平方公里，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為20余萬中國平民提供了棲身避難之所。拉貝還在自家宅院挖了兩個防空洞，命名為“西門子難民收容所”，直接保護了躲避其中的600多位難民。
1938年初，拉貝返回德國。出於追求和平的正義感，他繼續為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奔走呼號，呼籲救助中國人民，卻因此被關進了監獄。
1938年，一位日軍少佐問拉貝為什麼會幫助中國人，拉貝說：“我已經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我的兒孫都在這裡出生，我在這裡生活幸福、事業成功。中國人一直對我很好，即使在戰爭期間也一樣。”
拉貝的話樸素又真切。1919年，因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拉貝全家被遣返回德國。然而，當他們3年後返回北京時，不僅保姆還在給他家看房子，鄰居們也平和地對待他們。令拉貝一家深受感動的，正是中國百姓的質樸與善良。
從26歲到56歲，約翰·拉貝在中國的30年，是他與中國人民建立深厚情感和友誼的30年。其間，他踐行著對大愛與和平的追求，也為後世記錄下日本帝國主義不容矯飾的罪行。
情誼賡續，家族傳承
拉貝身上展現出人性的光輝。他珍視中國普通人的生命、不懼個人生死得失，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從約翰·拉貝開始，拉貝家族與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已延續117年，代表著與中國人民情感的雙向奔赴。
約翰·拉貝的兒子、女兒、外孫女都出生在中國。兒子奧托·拉貝在中國14年，經歷過戰爭歲月，選擇醫學為職業。嫡孫托馬斯·拉貝也從事醫學事業，在婦產科領域成績卓著，並積極投身中德醫學合作項目，推動中國婦科內分泌學科發展。
托馬斯·拉貝系統整理祖父遺留的20余卷日記手稿，並於2016年將祖父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珍貴日記手稿原件及相關歷史文物捐贈給中國中央檔案館。他也致力于講述約翰·拉貝故事，弘揚其人道主義精神，編著或授權出版了《拉貝日記》《我眼中的北京》《約翰·拉貝畫傳》《拉貝與中國》等書籍，在全球創辦了6個約翰·拉貝交流中心，頒發了四屆約翰·拉貝和平獎。凡此種種，皆體現出拉貝後人尊重歷史、珍愛和平、傳承友誼的精神傳統。
今年7月，托馬斯·拉貝獲第二屆蘭花獎的友好使者獎，以表彰他在促進全球文明交流互鑒方面作出的貢獻。這是中國人民對拉貝情誼的深切銘記，也是拉貝家族與中國友誼代代相傳的生動見證。（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