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墨灵象·大美学
——吕国英艺术哲学论的价值意义
艾 慧 庄鸿远
《“气墨灵象”艺术论》是吕国英的原创美学专著。精读这部论著及相关专著、专论，犹如徜徉于艺术哲学的深山大泽——峰峦叠嶂间，气象万千；烟霞明灭处，灵光乍现。它不以概念之网捕捉美，而以气墨之笔呈现美；不以逻辑之链锁住美，而以灵象之境敞开美。在这条通往艺术哲学深处的道路上，吕国英以一位思想者的孤勇与虔诚，完成了一次对美的本质的东方回答。
吕国英创立的“气墨灵象”艺术论，以“美是气墨灵象”为元命题，通过八大立论构建了一个涵古今、融中西、蕴超验的美学体系。笔者从美学史的追问出发，择要论述其中若干核心命题，探析“气墨灵象”以“象”的演进为枢机、以“艺法灵象”为根本规律的理论架构，进而揭示其作为“大美学”的哲学品格——以“融”为精神底色，以“高学大德”为实践皈依，以超验境界为终极指向，并阐发其回应时代文艺困局、眺瞻艺术未来的价值意义。
气墨灵象——
美学的追问与东方回答
美学起始，源自一个哲学追问。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第一次明确区别了“美本身”与“美的事物”，并在《会饮篇》中规定“这种美是永恒的”“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然而，柏拉图提出了“美”的问题，又对之进行了“规定”，却终究没有给出答案。两千多年来，难以计数的思想家、美学家纷纷加入思考与回答“美本身”的行列，但至今仍无公认答案。这使西方美学史几近成为一部“追问美”的历史——问题在追问中不断深化，答案却始终在远方。
与此相对，东方美学始终以一种更为圆融的方式回应着这一追问。老子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刘勰说“美在象外”，宗白华认为美在灵境，叶朗主张“美在意象”。这些思想构成了一条绵延数千年的中华美学精神脉络——它从不试图给“美”一个封闭的定义，而是在“象”与“境”的不断超越中，让美自行显现。吕国英的“气墨灵象”艺术论，正是这一脉络在当代的接续与超越。他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美是‘气墨灵象’”。这一命题，不是在诸种美学体系之外另立一说，而是在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基础上，尝试抵达美的本质深处。它既是对柏拉图之问的东方回应，也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激活。
“象”的远方——
“气墨灵象”的核心意涵
理解“气墨灵象”，需从“象”与“墨”两个基石性概念入手。吕国英提出，一部艺术史，就是关于“象”的感悟、表达、探索与演变的历史。“墨”是载体，“象”是呈现。“墨”的发展和层级分为线墨、意墨、泼墨、朴墨、气墨，相应的“象”则呈现为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灵象。这一对应关系，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递进——艺术史从具象出发，经由意象、抽象、真象一路走来，最终指向灵象。这是迄今可以预见的未来艺术发展的最高形式，也是“象”的远方。
“灵象”是“象”的远方。所谓“远方”，并非空间意义上的距离，而是境界意义上的超越。吕国英认为，艺术之象的生发过程，第一境界是求形，第二境界是寓意，第三境界是由心，第四境界是悟真，第五境界也是最高境界为入灵。“入灵”，便是进入“气墨灵象”之境。在“灵象”中，象不再是对物的摹写，不再是对情的宣达，甚至不再是对真的追问，而是生命之灵性与天地之精神相往还、相纠缠、相生发的一种超验呈现。此时之“象”，已非“象”，而是“灵”——是宇宙生命与个体生命在审美瞬间的共振与共在。
“气墨”是“墨”的未来。吕国英论笔墨，析出“三态”：笔墨既有自然形态，也有演变发展中所形成的诸多笔法、墨技之技术状态，还有艺术家创作中形成并独有的艺术情态。“气墨之境，是笔墨的自然形态、技术形态与艺术情态在最高汇合的墨态之境”。在气墨之中，墨不再仅仅是材料，而是获得了生命——它由“气”聚合，以“墨”呈现，与“灵”纠缠，立“象”为美。气墨，是“融”的建构、“融”的统一，也是“融”的极致。
尤为值得品味的是，“气墨”与“灵象”互为形式内容。气墨是灵象的笔墨，灵象是笔墨的气墨，无气墨即无灵象，无灵象也必无气墨，两者形质一体，不可或缺。吕国英以道器之辨贯通这一关系：“墨”可道，“气墨”非常道；“象”可名，“灵象”非常名。“气墨”是“灵象”的“墨”，“灵象”是“气墨”的“象”。这一论断打破了传统艺术理论中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的藩篱，将艺术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熔铸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墨即是灵，灵即是墨，气贯穿其间，象由是而生。
这一“象”的演进逻辑，暗合于中国哲学中“象”的本体论传统。《周易》言“圣人立象以尽意”，又言“象也者，像也”。吕国英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将“象”从“尽意”的手段提升为“入灵”的境界，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象论的一种哲学跃迁。“灵象”之“灵”，既是《易经》中“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也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一”，更是宗白华“灵境”之“灵”。吕国英以“气墨灵象”四字统摄之，将艺术从对“物”的再现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对“道”的亲近、对“灵”的抵达。
艺法灵象——
大美学的哲学根基
“气墨灵象”之论，不止于艺术语言层面的创新，更在于其哲学根基的深植。“艺法灵象”揭示了艺术的本质规律。吕国英在诸多艺术规律中辨析出“根本性规律”与“非根本性规律”，依规律的相对性与阶段性，艺法具象是艺术的相对规律，艺法意象、抽象是更高一级的艺术相对规律，而“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远方规律，一定意义上也是艺术终极规律”。这一判断的深意在于：艺术不是对物的摹写，也不是对情的宣泄，而是对生命之灵性的通达。当艺术以灵象为法，它就不再停留于技法层面，而进入了哲学的境界——技进乎道，艺通乎灵。
在此意义上，“气墨灵象”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是艺术的哲学，也是哲学的艺术。哲学孕育美学，美学属于哲学分支，是艺术的哲学；美作为美学之“魂”，是艺术的对象，创造美是艺术的最高价值。吕国英强调，艺术的至高价值在于其原创性、惟一性与不可复制性。这使人想起海德格尔对艺术本质的追问：艺术作品不是对已有之物的再现，而是对存在之真理的开启。“气墨灵象”的艺术理想，恰与这一追问遥相呼应——它要求艺术家超越经验境界、进入超验境界，以达天地人、生命之精神与性灵相“灵缠”的感悟与体验。吕国英将“灵缠”视为“第一艺术力”，这一判断意味深长。经验境界中，主客二分，物我对峙；超验境界中，主客消融，物我两忘。艺术至境，正在此“灵缠”之处——创作者、创作物、创作对象三者之间的界限已然消失，唯有灵气往来、灵象纷呈。
“高学大德”者方入“气墨灵象”之境，这是吕国英艺术论的又一重要命题。孟子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既是人之境界论，也属典型的艺术境界论。审美境界决定艺术创作，艺术家从渐进、渐悟到渐成的过程，往往是从“低”到“高”乃至“更高”的过程。“气墨灵象”对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不仅是技艺的精湛，更是学养的深厚与德性的高迈。吕国英进而提出“五尚”论：艺术（创作）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绝”即原创，为艺术之首；“新”即创新，为艺术之必备；“进”即攀高，为艺术之应有；“融”即和谐，为艺术之不可或缺；“极”即极致，为艺术之通途。“气墨灵象”之所以眺瞩艺术高峰，正是以“绝”为首要，以“新”为必备，以“进”为应有，以“融”为不可或缺，以“极”作通途。五者互为一体，缺一不可。此即“大美学”之“大”——它不局限于艺术自律性的狭小领地，而是将艺术重新置于天地人三才共构的宏大视域之中。
融的极致——
传承与超越
“气墨灵象”艺术论之所以堪称“大美学”，在于其以“融”为精神底色。它既涵纳了线墨、意墨、泼墨、朴墨的“墨仪”，又涵盖了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的“象境”，还纳入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流派之“派论”，是为涵古今、融中西。有学者评曰：“‘气墨灵象’艺术论”是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西方美学的有机交融，是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与当代世界文艺理念的一种集合体现。
这种“融”不是折中与拼凑，而是消化与再造。吕国英从文字学角度探讨气、墨、灵、艺等概念，由画论而及于艺术论，既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守卫，也表现了弘扬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与此同时，他对西方艺术史有着精熟的掌握，在对“气墨灵象”相互关系的论述中，往往不乏对西方艺术理论的参考与引用。从“中国画改良论”到“笔墨等于零”的论战，在艺术史衍进的道路上，一方面是艺术理论的分歧争鸣，另一方面是艺术观念的探索进步。“气墨灵象”论以中国艺术论融会西方艺术论，作出“气墨绘画，方呈灵象艺术”的艺术论断，将严密的逻辑思维注入灵动的传统艺术理论之中。
这种“融”的品格，深植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传统。《国语》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气墨灵象”之“融”，正是这种“和”的精神在美学领域的当代体现——它不排斥具象、意象、抽象、真象，而是在肯定其各自价值的基础上，将它们纳入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使之在“气墨灵象”的统摄下各得其所、各显其美。同时，它也向西方艺术理论敞开——从康定斯基的抽象到蒙德里安的冷抽象，从印象派对光色的探索到表现主义对情感的张扬，西方艺术的每一步演进，都可视为向着“灵象”之境的某种逼近。然而，“气墨灵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气”为贯通，以“墨”为媒介，以“灵”为归趣，为世界艺术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建构并非书斋中的概念游戏，而是直面现实的深切回应。吕国英敏锐地指出，文艺领域存在的流弊与乱象，突出体现在于艺术形式、语言方面存在的抄袭性模仿、复制性生产，于审美层面存在的是非不分、以丑为美，于艺术市场层面存在的自我炒作、假拍拍假。而问题之根本，在于创作主体私欲膨胀、回避艺术担当，根源在于思想混乱、心态浮躁、方向迷失。“气墨灵象”的提出，正是为了回答文艺创作如何向高峰迈进的时代命题，其目光投向的不是已有之物的总结，而是未来远方的眺瞻。它不满足于对艺术的“解释”，更致力于对艺术的“引领”——引领艺术从功利的、媚俗的、浮泛的“小”格局中走出，走向精神的、超验的、灵性的“大”境界。
吕氏美学——
眺瞻美的远方
宇宙再深邃，无非时间、空间；天地再无垠，无非物质、精神。科学的价值观在于探索天地奥秘，艺术的意义在于解读精神密码、创造灵魂安居。“气墨灵象”所观照的理想性精神状貌、终极性审美境界，正是这种共同价值、普遍意义的文化承载与艺术表达。
依“气墨灵象”论，艺术语言从线墨具象起始，经过意墨意象，最终将进入气墨灵象，这是艺术的极致之美，也是发展演变的最高级艺术形式。从审美境界看，“气墨灵象”承载优秀美学思想、艺术传统，创新美学形态、艺术理念，演进美学境界、艺术未来。它既是对中华美学精神“象外之象”“大美不言”的当代回响，又是对西方美学由本体论向语言、文化学转向的东方回应。
美学的追问不会终结，正如远方永远在远方。但“气墨灵象”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可以被最终定义的对象，而是一条可以被不断眺瞻的道路。当我们以气化墨、以墨载象、以象入灵，我们便不是在做一种艺术，而是在以一种美的姿态，接近生命最本真的自在。这，便是“气墨灵象·大美学”最深沉的价值所在——它不提供答案，而是提供方向；它不终结追问，而是让追问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在人类精神不断探寻自身的永恒旅途中，这一来自东方的美学回答，或将成为一座照亮前方的灯塔，引领我们眺瞻美的远方。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炼酒文化。出版专著十多部，著述艺术评论、学术论文上百篇，创作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书象”简论》《人类赋》《智赋》《生命赋》《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酒文化赋》《中国酒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核心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万象皆乘愿，无始证修真。
